中国 “经济外交”概念的使用分为三个阶段：（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二）20世纪90年代末期—2004年8月。（三）2004年8月以后至今。这三个阶段是中国关于经济外交研究逐步发展、深化，建立起我国自身关于经济外交研究体系的渐进阶段，同时也影响到我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并最终确立了经济外交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为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外交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使“经济外交”概念的使用得以正名。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经济外交概念使用和研究的三个主要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
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界开始引进并使用经济外交概念，对经济外交进行介绍和研究的起步时期。王卫军在1984年发表了题为《泰国的“经济外交”》[1]一文，介绍了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主持制定外交为外贸开拓道路，促进国家经济更快发展的新政策——“经济外交”。1985年 唐文基发表了《明初的经济外交与郑和下西洋》[2]一文。从此以后，中国新闻界、学术界开始介绍并研究经济外交。以后发表的如《印度大力开展经济外交》[3]、《论台湾的经济外交》[4]、《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经济外交》[5]、《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6]、《邓小平经济外交思想初析》[7]等文章。
这一时期我国关于经济外交的研究已经起步，虽然研究以日本为主，但已经不只局限于日本，而拓展到了关于中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有关经济外交的研究和介绍方面。但是应该承认在这一时期内，真正关于经济外交的学术研究还属凤毛麟角，只有一些比较零散研究经济外交某个专题或专门领域的学术论文。这时关于经济外交的文章，大多数都属于报刊上关于经济外交的短篇介绍，没有什么深度。关于经济外交的系统论著尚未出现。但这些报道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就是启发学术界、政府官员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课题，深入研究该领域内的一些问题。
比较可喜的是，在我国政府内部，少数头脑比较敏锐、有国际视野的高级官员，他们在政府内部已经开始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同时，在媒体报道方面，偶尔能够见到有关经济外交题目的报道。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这种报道的频率有所增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闻界和学术界对经济外交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偏见，一开始就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精神，为我所用，希望能使中国的发展有所借鉴。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尚未见到政府公开使用这一概念的报道。
（二）20世纪90年代末期—2004年8月
从自然规律和影响看，由于媒体和学者使用经济外交概念的逐渐增多，自然会影响到政府层面的使用。但是，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开始频繁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却引起了某些部门内部比较激烈的争议。甚至导致对是否应该使用经济外交概念的问题展开内部讨论。讨论虽未取得公认的结果，但反对使用这一概念的呼声在一段时期内明显占据了上风。
不赞成用此概念的理由大体如下：第一，认为外交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外交活动是一种政治行为，没有必要使其中的经济因素特别突出。第二，认为经济和政治不可分。搞好本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力，加强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等等,这些不仅是一国重要的经济问题，又是一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所以，即使外交为本国的经济利益服务，其实，本质上也是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没有必要把与经济相关的外交作为外交中单独的一个类别。第三，认为把外交分成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安全外交、文化外交等复杂类别，容易混淆视听，误导人们对外交的理解。第四，使用“经济外交”概念，容易导致“经济外交”涵盖范围无限扩大。第五，使用“经济外交”概念，给人自私自利，只重视利益，甚至要搞经济殖民主义的感觉，功利色彩太强。[8]这种强烈的反对呼声使政府内部的一些人士更加慎重地使用这一概念，甚至不用。以至于在2004年8月以前，政府部门很少、甚至不在公开场合使用经济外交这一概念。
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则没有这方面的忌讳，他们不仅依然大胆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关于经济外交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现了一批关于经济外交的专著。如李恩民先生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9]、游碧竹的《经济外交概论》、张健的《战后日本经济外交（1952—1972）》[10]、张学斌的《经济外交与国际经济秩序》[11]、《经济外交》[12]。周永生的《经济外交》[13]等更深入、全面研究经济外交的学术专著。
从中国学者对经济外交研究的主要过程看，中国学者既有独立研究和思考的一面，也有借鉴和吸取日本已有研究成果的一面。所以，中国学者从探讨这个问题的开始，就能站在很高的起点上来使用经济外交概念并进行全面研究，其中以金熙德先生、王德仁先生[14]和张健先生关于经济外交的定义更能反映经济外交的本质。而以游碧竹先生、张学斌先生和笔者的著作对经济外交的研究更全面、深入，并尽可能架构起关于经济外交的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说，中国对经济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并架构起了我们中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外交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我本人了解的情况，我认为在“经济外交”这一课题上的研究，就整体的理论架构和理论体系来说，中国已经超过了最早明确推行并研究经济外交的日本，也超过了欧美国家。这是我国学术界和新闻界整体推动该项研究的结果，我国学术界也应该引以为自豪。因为在类似经济外交这种比较前沿、又具有交叉学科特点的学术领域，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能取得国际领先地位的情况并不多。
（三）2004年8月以后至今
2004年8月31日—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见会议代表并即席发表讲话。他强调，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从外交工作的大战略和总方针，充分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上一个新水平。[15]会议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和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指出，新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外交战略的整体部署，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推动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16]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作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国务委员唐家璇作了会议总结。
这是中国政府官方高层首次在公开场合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并且，把经济外交作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加以总结，并做出规划和部署，通过先闻媒体公开宣示经济外交政策。这么多重量级的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可以说，在中国有关经济外交的历史上没有先例。这对于经济外交概念的使用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大事，它包含有六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它说明经济外交已经走出了学者研究、媒体关注的小圈子，被国家正式认可，并且已经正式成为我国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进一步丰富总体外交的内容，促进总体外交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说明经济外交在国家对外政策与决策中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也说明，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随着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整体战略的全面推进、深化，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当然，我不能说外交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外交方面，因为外交部、中央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表述。但中国外交工作的实践正在逐步向经济外交的领域倾斜，这是有目共睹的实事。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每次出国进行国别访问的时候，都带领着主抓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和一大批工商业界的人士，而且，往往也都和对方国家签订诸多领域、诸多项目的经济意向性协议或合同。这说明，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在外交工作中长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外交工作中维护并实现我国的经济利益，重视经济手段的运用，已经成为新时期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三，经济外交不仅有助于增进我国自身的利益，而且是一种双赢的外交、共赢的外交。经济外交是我国和平与发展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经济外交中的经济性本身就属于和平的范畴，而且还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自身的发展。用温总理的话说，我们不仅要借此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而且，还要促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双赢、共赢、共同发展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特色。
第四，经济外交是中国需要世界、与世界各地区、各国衔接的重要手段。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都要求中国要以更大的气魄、更广阔的胸襟、更现实主义的精神，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密切的交往。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政治、安全方面的外交有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安全有保证的情况下，这种外交有很大的局限性，更日常、更广泛的外交非经济外交莫属。因此，在2004年8月第十次使节会议上，胡锦涛主席讲话指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17]中国政府公开宣示实行经济外交说明，中国外交不仅更加务实，而且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大脉搏。既符合本国的实际需要，也容易与其他国家找到衔接点。
第五，中国的经济外交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济外交作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确认，势必会使经济外交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的进步、发展也需要经济外交进一步扩大实践的领域，丰富经济外交的内涵。因此，中国的经济外交就此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第六，中国经济外交的大发展，给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学术研究既要保持学术的理论高度，又要紧跟实践的步伐，为经济外交实践服务。即关于经济外交的研究要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要适应外交实践的需求，从理论上加强对经济外交实践的指导，并针对实践中遇到的新事物、新问题，及时给予关注，倡导好的模式和发展方向，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我国长远利益解决问题办法和对策。
因此可以说，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是中国关于经济外交概念使用、关于经济外交学术研究和经济外交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今后，在中国，经济外交概念的使用将不会再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应用也将更加广泛、频繁。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周永生（法学博士、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特约研究员）
电话：68362061（家）、81235393（小灵通）、13051710641（手机）
E-mail：zhouyongsheng101@sina.com
[1]王卫军著：《泰国的“经济外交”》，《瞭望》1984年第46期。
[2]唐文基著：《明初的经济外交与郑和下西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04期。
[3]赵蔚文著：《印度大力开展经济外交》，《瞭望》1989年第44期。
[4]陈泽华著：《论台湾的经济外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5]张光著：《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经济外交》，《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6]金熙德著：《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载于《日本学刊》1995年第4期。
[7]周永生著：《邓小平经济外交思想初探》，《北方论丛》1996年第1期。
[8]周永生著：《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9]李恩民著：《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0]张健著：《战后日本经济外交（1952—1972）》，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11]张学斌著：《经济外交与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11月第1版。
[12]张学斌著：《经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13]周永生著：《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14]鲁毅、黄金祺、王德仁、周启朋、杨闯等著：《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153—154页。
[15]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02日 13:28)：《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召开》，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40902/101088.shtml。
[16]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02日 13:28)：《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召开》，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40902/101088.shtml。
[17]车玉明报道：《中国将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40902/1020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