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国际政治因素分析
孙君健
（河南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1]摘要：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主权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争夺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过程。作为在“中心——外围”模式下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来说，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建立在对世界现代化进程政治考察基础之上的，既是缓解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冲击的现实选择，也适应了国际政治斗争重心变化的客观趋势，更是国际制度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具体体现。对影响中国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各种国际政治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强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
关键词：循环经济 国际政治 中国崛起 国际制度 现代化
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能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的理念与实践，发端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兴起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对于中国来说，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必须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1]
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出现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政治社会现象或者探讨政治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这种做法曾一度被放弃，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加强，现在已经很难单纯地用政治或经济的眼光来观察、分析国际国内问题。可以说，当今世界形势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两种趋势同步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考察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中的国际政治因素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一、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建立在对世界现代化进程政治考察的基础之上
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一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的世界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1、现代化本质上是民族国家寻求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的过程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既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开始，也是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时期，二者的结合点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定。和约是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出现的，它体现了各国适应新竞赛形式的努力：能否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成为评价各国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换言之，现代经济的出现改变了数千年延续的模式，高速增长的观念日益流行。政府必须保证生产不断扩大，国民福利不断提高。[2]这种趋势是现代化民族性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理解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只有承认现代化的这一属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发展与争霸贯穿了近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与大国的争霸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在15世纪至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经济领域是政治冲突的主要舞台，各国对实力的追求主要是通过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来实现，政治冲突往往是经济激烈竞争的结果。只不过从20世纪开始，两者关系逐渐被人忽视，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摈弃重商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同存一个统一体的传统观点，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研究被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这也是现行经济分析思路存在的一个普遍特征。事实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国际关系变化的原因之一。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现代交通网络的形成，近代以后形成的霸权国家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极为丰富的世界资源，而且还能控制几乎同样数量的市场，并能基本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尽管各自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其发展过程基本上都遵循同样的规律：不仅在本国之内，而且在世界市场上获取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发展的基本要素。其实，近代以来，国家之间在经济关系中经常出现的贸易战、金融战和资源争夺战等，都是基于加速本国现代化的实际考虑，而且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存在。在当代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国家政策的制订上，人们始终无法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各种研究表明，现代化既是一种国内的变化，也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变化，其实质是一个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世界市场、资源以及相关法规的控制。[3]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是循环经济模式确立的一个基本前提。
2、追赶型现代化是世界政治经济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资源和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这一问题的出现固然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造成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也起了相当作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制约着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使公众随时能感受到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异，促使他们对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不仅要实现绝对获益，而且要实现相对获益；不仅要持续增长，而且要赶超其他国家。[4]压力促使各国政府都把经济总量的增加当作施政的主要目标，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现代化就是欧洲的现代性制度安排的实现或西方的经济类型的扩展过程，其他地区和社会的“发展”（或“现代化”），不过是源自西方的这个现代性的扩展或者制度的扩张而已。所谓“发展”，就是在现代化话语语境内，如何以欧洲近三、五百年的变迁模式为依据，又如何学习、模仿、追踪欧洲模式的过程。[5]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共识，即在第三世界乃至整个全球发展范围内，所谓正确的发展模式、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应当是反映北半球国家或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6]可以说，全球国际体系是以一种“中心——边缘模式”为特征的极不平衡的发展方式形成的。即使在最乐观的估计下，这一特点也将继续存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在这种模式下，追赶型现代化是必然出现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追赶型”现代化进程中粗放型发展模式占主流。科技创新能力差，经济发展首先是由于劳动和资本的耗费空前增加而不是由生产效率的提高所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总体上没有缩减后工业中心与外围的差距，相反却产生了从属性的经济体系，结果使得这些国家永远也不会取得它们所企盼的占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结构那样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现代化进程仅仅注意到了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而没有注意其产生的人均资源消耗高、排污量大的负面效果。经济发展的经验说明，由于支持产业变革的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是以不可接受的环境破坏和巨大的物质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它不能扩展到包括人类大多数的生存地区。未来的社会进步要求在面临生态安全挑战的不断进化的全球社会框架中建立妥协和新的发展模式，以使自然界的限制不能再被忽略，全球体系的更深整合不能再被倒转。这说明，追赶型现代化要想真正取得效果，必须摆脱传统工业化模式，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出发，将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从增长的动力源上寻求赶超发达国家的路径。不然，追赶型现代化所带来的压缩型经济高速增长所伴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必然以多样性、复合性和并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3、安全与发展的双重目标追求促使人类转变社会生产模式
国家安全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国内外没有现实威胁。在传统思维模式下，它既指主观上没有担心遭到攻击的恐惧感，也包括客观上不存在外来攻击的状态。但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由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扩展，国家安全已经不再仅仅是指地理边缘明确的“硬范围”的安全稳定，也包括在国际和地区政治、安全、经济事务中具有一定主导权和主动权等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软环境”的有利态势。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国家安全固然要靠国防和军队建设来保证，但更主要的还是通过现代化内在的发展来实现，即经济发展自身必须是安全的。所谓经济安全，既指一国经济在国内的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也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自主性、抗风险性和竞争力的增强。经济资源总量增长、综合国力上升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程度的上升，只有能够有效保证本国现代化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才是安全的。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看，虽然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各种资源、能源的制约仍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现代化进程依然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的进程。西方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在全球的扩张，使得世界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越来越严重，导致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人口资源危机；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出于维护民族国家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并最终导致以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事实证明，传统工业科技指向的是稀缺性和污染性资源，其可持续性很差。缓解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实现人类的文明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传统工业文明，实现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寻求适应信息革命时代的工业科技，以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源的转换与文明的转型相适应。不过，尽管现在这些国家已经获得了成熟的循环经济技术，但为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它们一方面全力控制世界市场以获取旧能源的最大利润，另一方面却限制新能源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以增强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主动思考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问题。循环经济的推广主要是制度和利益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现在世界资源尤其是能源供应的现实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适应上述转型，解决资源约束矛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二、国际政治斗争重心变化的经济效应
当今世界，离开经济和社会维度，就难以理解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维度。但另一方面，以军事——政治为轴心的国际战略格局变化本身也对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影响。
1、“低层政治”和“高层政治”并行的趋势日益明显
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军事安全均势和势力范围一直被认为是高级政治的内容。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全球性军事对抗得到了根本缓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受到了限制，经济因素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国际关系格局中出现了政治冲突与经济合作并存的奇特现象，即低级政治（经济发展）和高级政治（国际安全）开始相互靠拢，国际经济关系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各国利用经济手段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目标服务的现象日益增多。这是我们经常看到有关能源政治、资源政治等概念的原因所在。其实，随着多极世界趋势的出现，区域性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逐步演变为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武力夺取资源在今天的世界上越来越不得人心。尽管财富依然是国际政治中敌对国家和集团力求获取的重要目标，但获取手段逐渐转为对市场、原料等生产资料的角逐。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夺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分工、投资来进行的，从而使得资源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重点一般是围绕能源、资源展开的。近年来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东海、钓鱼岛、南海发生争端背后的实质都是资源能源问题；中国海外能源政策频频受阻的原因也在于世界各国都将资源、能源视为国家间竞争和冲突的根源。按照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基本观点，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安全”概念内涵的扩大，使“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突出和活跃的主题，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环境问题和经济因素自然地在更深层次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7]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现实中，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日益相互交融和渗透，已不存在纯粹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任何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割裂开来，或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决定作用的企图，如果不是出于故意歪曲，也是由于不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本质的幼稚和无知。[8]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国与国关系的一个基本视角，也是理解中国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除了能够推动政府和企业自觉地去采用先进技术，在整体上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外，还有助于消解国外对中国发展特别是资源利用问题上的担心和恐惧，缓解中国崛起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构筑和谐的国际关系，实现中国经济地位上升与世界各民族关系的协调。
2、强势民族国家资源政策军事化的趋势日渐突出
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并不是说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已经不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任何一种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总是借助于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斗争和较量来实现的，而这种斗争和较量总是呈现出国际政治的色彩。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作为二者结合的产物，就是资源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资源政策日益军事化。资源历来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世界资源消费区域和产地构成的严重错位和失衡，导致了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石油利益一直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为了维持自己在世界资源市场上的主导权和支配权与本国的石油来源，美国的军事势力几乎踏遍了世界主要产油地。可以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石油展开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找到了借口，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石油。美国副总统切尼曾讲，谁控制了海湾石油的流量，谁就能对美国经济，甚至对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拥有钳制力。[9]由此可见，美国争夺石油的目的不仅在于确保自身需求得到满足，更有运用强硬的石油战略来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长远意图。现代经济中的工业和交通都必须依靠大量的能源投入来维持。一旦能源供应停止，整个社会就将陷入瘫痪。正因为如此，目前的经济发达国家中，即使那些资源不怎么匮乏的国家，出于战略目的也尽量保存本国的资源而主要利用国外的能源资源。现代国际政治争夺的核心是对战略性资源的争夺和控制。欧洲国家所以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化，就在于它们将军事力量与市场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很好地解决了“富”与“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市场与经济重要，军事实力与行动的决策也重要，但关键的是要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使军事的行动富有经济的含义。[10]如果说，上世纪的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本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资源短缺。从世界能源消费格局来看，东北亚地区是能源与发展和安全结合得最紧密的地区，以至于被称为“东北亚弧形危机地带”。既然我们不能通过武力掠夺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来发展自己，那么走循环经济之路，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就是必然。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3、中国的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问题
对中国目前发展中出现的资源紧张问题，整体来看有两种解决思路：一种主张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调整，认为资源性产品供不应求是个价格机制问题，只要市场作用正常发挥，就会抑制需求，使供求关系自动地达到平衡；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大进大出，进口能源、原材料来弥补国内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缺口。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无论是价格上涨还是扩大进口都是有条件的，我们要考虑它对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对我们资源进口的制约。据测算，国际油价每上涨1%并持续一年，中国GDP平均降低0.01个百分点。仅2004年前3季度国际油价的大起大落，就使中国付出了相当于0.43个百分点GDP的代价。中国贸易方面的扩张已经给西方国家构成压力。对于中国而言，一旦“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演化为“超级大国论”将会造成更大范围、更强烈的全球反华排华浪潮，因为全球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担心被中国消解。正因为如此，中国扩大资源供应渠道的努力正在遭受一些等发达国家的挤压，从而导致我们的安全边界受损。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后，它必须从全球范围来思考融入世界的国家利益，而不只是站在敌人是否入侵本土的角度来审视和保卫自己的边界安全；在不侵犯他国主权和违背国际法的前提下，国家安全边界就是国家利益的合理边界。[11]能源安全事关中国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地位，更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需要我们从消费、生产和运输等环节全面统筹。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量约占世界的11%，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40%，但却缺乏足够的远洋军事力量来保证自己的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因此，如何在国防建设模式实现由大陆型向海洋型转换过程中使我们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得到维持，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政策重点都应该放在从资源消耗本身想办法上去，尽快制定与未来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中长期能源安全战略。2004年11月，由IEA完成的《2004世界能源展望》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各国政府继续奉行2004年的政策， 到2030年，全世界的能源需求将比目前上升近60%，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占全球一次能源需求的比例将从12%增加到16%，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将达到74%。“和平崛起”发展战略在为中国赢得国际信誉与良好形象的同时，也对我们的内政外交提出了新挑战。一些国家已经把“和平崛起”当作套在中国头上的“紧箍咒”，并试图抓住“机会”，捞取好处。这要求中国必须形成包括国内资源如何消耗在内的完善的“全球战略”，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寻求自身能源资源安全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的一个内在动因。
三、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开始动摇，国际制度因素在一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参与国际社会的最终结果是使中国成为世界中的中国，而不会是中国之中国。理解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进程，仅仅从中国与国别关系的意义上去认识是不够的，只有从中国与构成国际社会规范结构的国际制度的关系上，才能抓住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和本质。[12]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国际制度的影响。
1、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问题
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国际分工的扩大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世界各主要国家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和联系也得到了加强。世界经济的这一特点告诉我们，中国要想更好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就必须按照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发展的基本趋势来调整内外政策。人类在自身的繁衍过程中，以及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人类自身所始料不及的严重问题，包括碳平衡、氧平衡、热平衡等同人和生物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正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可以说，今天对全球的最大挑战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突出，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所构建的末端治理经济范式逐渐为循环经济范式所代替。从国际制度的角度看，循环经济命题是人类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漫长历史中总结出的新生态伦理的一种实践形式，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中国倡导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对以往经济发展目标的否定，而只是反对我们过去实行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关注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三维整合，是对国际制度规范结构转型的一种主动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尽管循环经济理念在中国已经从学术关注阶段走向政策实践阶段，但必须看到，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惯性作用，我们现在的资源生态问题仍然相当严峻。根据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仅列第133位。从国际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迟早要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换。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清醒的。对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主要还是着眼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乃至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传统经济内生因素的考虑，而没有把资源环境条件充分考虑在内。[13]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从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着眼，循环经济模式选择既有助于我们确立符合以保护地球资源和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新型“环境伦理”，也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按照经济/生态政治学的主张，今后谁掌握国际经济和生态的优势，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也是我们确立中国在新世纪国际事务中主导权的一种尝试。
2、环境外交与全人类利益的维护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广泛动用外交资源。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我国时就表示，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环境问题上。这个判断至少说明，如何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注重环境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生产各个环节的联系日益紧密。人口增长、普遍工业化以及人均农产品及工业品消耗量的增加等人类活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正在重新定义生物圈、大气层和气候，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空气和水污染正在把一个全新的环境过程的要素带入国际关系，从而为国际外交增加了新的议程。对此，有学者指出，如同经济部门的发展一样，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使人类遇到了一个新的、长期的、体系范围的管理问题；不对这一管理问题作出正确反应，将使国际体系的功能和发展面对大规模瓦解的威胁。[14]其实，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得到普遍接受，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理念。保护环境，解决好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天环境问题解决的着眼点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环境要素或控制某种物质或行为，而更加注重对人类的生产、消费、贸易等社会经济活动加以规范。这意味着环境与国际、外交、经济、贸易、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等广泛地交织在一起。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在与我国的经济联系中都加大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环境援助问题，贸易与环境的关联性问题有成为我国和发达国家关系主题的趋势。我们只有主动迎接挑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对环境的破坏，才能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但是，我们要看到，受到广泛关注的环境问题事实上是全球化产生的后果之一，它们并不是起源于个别国家，其影响也不局限在单个国家的范围内，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更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协调合作，特别是需要发达国家做出更大的努力。目前全球共有230多个环境条约，但生态状况仍在恶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创下了历史纪录，水资源普遍缺乏，全球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绝。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环境管理机构太过脆弱。循环经济是人类从传统工业文明的觉醒。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我们必须利用国际外交、贸易和环境机制，努力加入到这一进程中去，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的国际环境秩序，构建国际环境补偿制度，以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压力。这样做，一方面能够突破“绿色壁垒”，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扭转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被动局面，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3、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
中国政府很早就注意到了可持续发展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并为此出台了很多具体措施，但实际成效并不大。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仅仅局限在政治运作过程中，而对于具体的经济过程，往往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奉行一种“自由主义”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发展和追求政绩，往往对GDP总量的增长具有一种迷信意识。可以说，这是我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对历史的简单化理解导致市场原则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诚如西方学者所言，现在，从启蒙运动那儿继承来的“进步”这一概念，基本上已化约成经济获利和物质成就。后果之一，是认为公共权威机构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促进经济增长，政府的惟一合法性就是助长市场的力量。[15]其实，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于任何社会都是最为重要的。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强调，“现代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与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当今世界上国家作为政治的化身，而市场作为经济的化身，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很明显，不能将他们完全分割开来”。[16]之所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生态和环境不断恶化，关键就在于我们在与世界接轨时，没有注意政府和市场，亦即“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统一的必要性。“自由主义”渗透的结果是造成当前对于现代化和发展概念的理解陷于一种时间上的急功近利主义。历史与现实已经说明，在外部性存在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及其解决方案与全面明确地理解生活及美好社会之间是分离的。虽然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斗争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最直接的表现是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但是，其实质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政策水平和政策水平之间的较量。[17]有专家称，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移民。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18]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三重转换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作用的发挥是真正实践人类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必要条件。只有由中央政府出面，转变传统的政绩考核办法，把对绿色GDP的追求上升到国家意志上来，才能克服“自由主义”扩散造成的负面后果，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国际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循环经济理念在国际上的形成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传入中国后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战略设计的重点之一。在各级政府正在通过编制循环经济规划以及建设循环经济项目把这一新概念推向实践的过程中，从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视角，从世界资源占有和控制的角度，认真分析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发展和战略选择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理清国际政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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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君健（1964—），男，河南淅川人，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问题研究。
（此文得到我的同学、山东理工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李建民博士的大力帮助，在次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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