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期遇到的挑战

一、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经济的起飞时期；从此之后，也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容易出现问题的时期。如果发展战略明确、应对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正面的例子。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十分相同，但在经济起飞阶段（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仍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与经验值得关注：
     1.利益冲突尖锐化。社会政治环境：1971年，新加坡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正值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6年以后。当时，新加坡政府通过采取严厉的舆论控制措施、建立严密的社会组织、强化政府机构、加强廉政建设、从严执法等一系列措施，积极实施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政治社会长期处于稳定。从政治不稳定的指标上来看，政治抗议、骚乱和冲突死亡人数总计为4起，相对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1953年~1957年）的77起，大幅下降；1973年~1977年，这三项指标更减少为零。
     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公众的民主意识开始增强，终于在1980年5月爆发了光州事件。光州事件之后到1986年，韩国的自由民主风潮一直没有中断。在获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之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政府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
     马来西亚是一个有2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历来比较突出，但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1977年前后，通过采取以民族政策为核心的治国方略等，如要求在政府、工厂等所有部门，马来人的人数及股权比例必须要达到30％。通过这些措施较好地缓解了民族矛盾。
     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基尼系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分别于1976年、1977年）都处在比较合理的0.35以下的水平。台湾地区的主要做法是实施土地改革、建立农民协会制度、农业价格政策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均GDP于1971年达到1000美元后，其基尼系数虽居于严重的0.4左右,但却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调节措施，比如新加坡采取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住宅建设计划和居者有其屋计划，发放教育津贴等，建立了较为可靠的社会福利保障，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2.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突出。外债问题：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其自身的积累率普遍较高。1977年~1980年，韩国的对外借款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总和占总投资的比重为10.3％，1980年~1984年的比重降为5.4％，这两个阶段的比例在1959年至今的所有年份中是最低的。这表明韩国在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的主要投资都来自于国内的储蓄。1972年~1985年，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储蓄总额占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比重）除个别年份（1975年为26.9％）外，每年均在30％以上，最高达34.9％（1978年），超过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日本。与此同时，外来资金在资本积累中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如1976年~1980年，外来资金在资本积累中的比重为-8.3％，1980年~1985年则为-40.7％。合理的外部资金规模，减少了经济对其的依赖性和由此带来的风险。
     外资问题：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政策一直采取了与发展战略相互配合的方式。按照各自情况的不同，采取的外资政策也不同。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都是城市型经济体，有人力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采取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策略，通过吸引外资企业，发展出口导向生产，促进当地就业，从而实现福利增长。而韩国、中国台湾因其人口较多，市场相对较大，具有培育本地企业发展的可能性，对外资则采取了相对较为严格的政策。韩国的政策更明确地贯彻实施了经济自立的思想。在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时，保护当地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一直是决定性的因素。在韩国通过大企业，在台湾地区通过中小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实现了经济自立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之后，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对外债和外资政策的放松只是竞争力增强基础上的主动开放，但在此之前，则是严格的政策。
     外贸问题：贸易摩擦开始多发。1976年~1984年，台湾地区的贸易顺差增达13.9倍，其中对美贸易顺差增达6.9倍。1980年~1985年，美国多次根据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对台湾地区出口的彩色电视机、壁炉滤网、塑胶薄膜胶布、圆形钢管铸铁管子接头和自行车内外胎等多项产品加征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由于美国政府动辄使用贸易法301条款进行报复（仅1986年就使用了两次），台湾地区在这个阶段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先后对关税政策、官民营政策、汇率政策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或放宽。最终，美国的要求基本上都以台湾地区的完全或者部分妥协而得到了满足。从1989年起，台湾地区、韩国、香港地区等不再享受美国GSP框架下的优惠政策。
     金融及币值问题：在亚洲，以泰国（1988年）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不久，也开始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出台了减少资本控制和外汇管制，取消利率上限等一系列措施，结果是资本大量流入，外债余额剧增，终于在1997年引爆了亚洲金融危机，给泰国乃至亚洲经济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而在台湾地区，其货币市场在1976年时才建立，80年代之前在当局的保护下，外国银行的作用非常有限。从1979年起，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经历了新台币升值的问题。1985年9月~1989年8月，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由40.4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25.62元兑换1美元，升值幅度达57.6％，超过了日元、马克等坚挺货币的升值幅度，居全球之冠（同期日元升值50.4％，马克升值36.8％，韩国元升值35.37％）。从1979年起，台湾地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8年之后开始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可见，金融体制的开放采取了谨慎的方式。
     二、如何看待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出现的问题
     从上面的情况介绍可以看出，与在其他发展阶段一样，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但是，既然看到了东亚经济体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千美元人均GDP到今天一万美元人均GDP的全面飞速发展，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出现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大局。因此，这些问题只是所必须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另一面”，是这些经济体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负担的成本。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导致了这些问题没有成为发展的羁绊呢？
     1.保证外部市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期的主要特点是，强政府、集中资源进行倾斜配置以及严重依赖外部市场。这样的发展特点一方面促使了通过资本大量投入，在短时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由于强调储蓄和积累，造成内需较小；而集中资源倾斜配置的结果又使部分产业供给过多，由此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就更加严重。尽管面临众多的问题，外部市场仍是发展的关键。一旦外部市场不能保证，出口受阻，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必要的条件。与此相比较，其他的问题则更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不那么突出。幸运的是，在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过程中，突然失去外部市场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许多东亚经济体采取了扶植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这些经济体也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防止了失去外部市场情况的发生及其传导。
     2.实现自立发展。外部市场强调的是东亚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约束问题。从整个发展战略来看，东亚经济体按照不同的情况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韩国、中国台湾这样人口较多的经济体，就没有像新加坡、中国香港那样采取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而是采取了自立型的发展模式。自立发展是以当地民族企业为主体的一种经济发展观。它是通过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来实现本国或地区资源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促使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自立发展不同于完全排外，或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也不是对外国直接投资完全无限制地引入。它始终是以培育、促进民族企业成长、壮大为核心，而放宽或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控制都只是实现这一目的手段。这个战略主旨为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一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人均GDP的飞跃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