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所对应的空间形态，对它的研究是伴随着人们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展开的。开始人们从单个城市入手，研究城市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后来发现这些问题不能依靠单个城市自身解决，于是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城市及其周围的区域，从而有了“田园城市”、“城市地区”、“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带”、“世界都市带”等不同意义的空间概念。
西方国家对城市群研究的初始阶段
西方国家对城市群的研究可以追朔到18世纪末，英国的城市规划学家埃比尼则.霍华德（E.Howard）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中，最早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试图通过“田园城市”的模式——围绕大城市建立分散的、独立的、自足的田园式城镇，解决大城市的拥挤和不卫生等问题。田园城市模型试图将城市和乡村结合为一个系统，以求达到城乡自然、空间和社会的有机融合。霍华德将城市－区域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思想，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随后，田园模式被恩温（.R.Unwin，1922）进一步发展为“卫星城”理论而广泛应用于大城市的调整重组。
（一）从单一城市向城市区域的空间转变
20世纪初，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业的聚集，一些城市的空间扩展呈现出显著集中的趋势，出现了如英国的西密特兰、兰开夏、中苏格兰、德国的鲁尔矿区等城市密集地区。英国的生物学家格迪斯（P. Geddes）在1915年出版的《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提出了 集合城市(Conurbation)城市区域[2](City Region)等概念，并预见 “城市将进一步扩散，在更大范围内聚集、连绵形成新的群体形态：城市区域、集合城市甚至是世界城市”[3]。
1918年芬兰规划师沙里宁（E.Sarinen）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4]中，强调城市是有机的生命体，城市群体的发展应当从无序的集中变为有机的疏散。在这种“有机疏散”理论指导下，他拟定了著名的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这一时期西方许多大城市如伦敦、巴黎、莫斯科等城市规划都体现了这种基于城市群体发展的思想。
（二）对城市地域结构的研究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对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探讨的理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E.Park）和沃尔斯等社会学学者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城市土地利用及其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形成了 “芝加哥城市生态学派”。192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伯吉斯（E.W.Burgess）在对芝加哥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地域结构的同心圆模式(Concentric zone model)[5]，即以中央商务区(CBD)为核心、向外依次为居住区和通勤区的向心圈式土地利用结构。1939年，美国土地经济学家霍伊特（H.Hoyt）在对北美142个城市房租和地价分布进行研究后，在同心圈模式的基础上，考虑了放射状运输线路的影响，提出了扇型模式（Sector model）[6]。他认为城市的发展总是从市中心向外沿主要交通干线或阻力最小的线路向外延伸，呈扇型向外扩展。1945年，芝加哥大学地理学家哈里斯(C.D.Harris)和乌尔曼（E.L.Ullman）对现代大城市空间分异的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行业区位、地价房租、集聚效益和扩散效益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除了中央商务区（CBD）以外，还存在一些支配一定地域的其他中心，从而提出了城市空间的多核心模式（Multiple-nuclei model）[7]。多核模式是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城市地域结构进一步复杂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比较符合美国40年代和西欧50年代的实际情况。
以上三大经典的空间结构模式以城市内部功能结构划分及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较好地解释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城市空间形成演化规律。但是，这些研究具有静态性和地域局限性，不能解释城市地域结构继续扩大的新变化[8]，从而引发了对现代城市空间结构三分法（城市核心区——边缘区——影响区）的理论探讨。
1947年迪肯斯（R.E.Dikinson）在众多研究城市的著作中，将历史的发展与地带结构进行综合，提出了三地带理论（Three zone theory），即城市地域结构从市中心向外按照中央地带、中间地带和外缘地带顺序扩展,揭示了城市成长引起的城市影响力扩大的趋势。1963年塔弗（E.J.Taaffe）、加纳（B.J.Garner）和蒂拖斯（M.H.Teators）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城市地域理想结构模式，进一步了扩展城市空间的研究范围。他们认为城市理想结构由中央商务区、中心边缘区、中间带、外缘带和近郊区五部分组成[9]，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三地带理论。1975年洛斯乌姆（L.H.Russwurm）从城市地区和农村腹地之间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由城市核心区、城市边缘区、城市影响区和乡村腹地构成的现代城市结构模型。1981年穆勒（Muller）在研究了日益郊区化的大城市以后，建立了大都市结构模式，又被称为多中心城市模型。该模型由衰落的中心城市、内郊区、外郊区和城市边缘区四部分构成，在外郊区有正在形成的若干个小城市。
以上城市地域结构模型虽然重点是在大都市内部，但是，学者已经意识到在集聚和扩散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城市形态由单核心的大城市向多核心的城市地域结构的转变。因此，可以把上述研究看作是由传统城镇个体空间结构向城镇群体空间结构转变的研究。
（三）对城市体系的相关研究
对区域内城镇群体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在其著作《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了“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第一次把区域内的城市系统化。他从城市对外服务的功能入手，通过严谨的论述和数理模型，建立了城镇六边形组织结构模型，并创立了按照市场、交通和行政原则构筑不同等级中心地的方法，从而形成了一定区域内中心地功能等级、数量和空间分布的系统理论。随后，另一德国经济学者勒施（August LÖsch），在1939年撰写了《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10]一书，以厂商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将静态的、单方面的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扩展为动态的、综合的空间经济理论。勒施不仅从理论上把研究对象扩展到区位体系，从克里斯泰勒的聚落市场区发展为工业市场区，而且将克里斯泰勒的地域框架扩大应用于产业的市场区位，进而探讨了市场区体系和经济景观[11]。
在克里斯泰勒和勒施以后，美国城市经济和区位理论专家柏克曼（M.J.Beckmann）创立了城市和市场区等级序列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一个城市体系内，城市人口数及其服务的人口数，随其层次的提高而作指数式增加，用来解释城市体系内部各级城市的规模，或者市场网络中各级市场的规模。1949年美国社会学者哲夫（G.K.Zipf）在其著作《人类行为和最小努力的原则》[12]提出了城市体系研究中的级别——规模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其所处级别的函数，并对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进行了理论探讨。随后贝里等人通过资料的测算，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检验[13]。
二战以后，随着工业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及和城市－区域问题矛盾的加剧，人们越发认识到从城镇体系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区域的重要性。1945年到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维宁（H.Vining）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区域体系与城市增长方面的文章，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城镇体系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从理论上论证了城镇体系的合理性。1950年美国地理学家邓肯（O.Ducan）在其著作《大都会和区域》中首先明确了“城市体系”（Urban System）一词，并阐述了城镇体系研究的重要性。1954年贝里（B.Berry）用系统论的观点研究了城市人口分布与服务中心等级体系的关系。
城市体系这一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以后，城市急剧离心扩散的客观反映。城乡二分法的区域结构已经不能满足这一阶段的要求，城市的概念延伸到与中心城市在职能上密切联系的广阔地域[14]。60年代中期，有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城市区域（City--Region[15]）、城市功能区（Urban Functional Area） 、城市场（Urban Field [16]）、城市通勤圈（Daily Urban System[17]）等，并运用新的数学动态模型不断深化其研究。
1977年，哈格特（P.Haggett）和克里夫（Cliff）从相互作用（Interaction）、网络(Networkj)、节点(Node)、等级(Hierarchies)、面(Surface)、扩散(Diffusion)等六个角度研究了区域城镇群体的空间演进过程。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认为城镇体系理论已经成熟，城市发展基本进入稳定期，因此大多著书立说对此予以总结。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地理学家贝里（B.Berry）和豪顿（F.Horton）的《城镇体系的地理学透视》(1970)、加拿大学者鲍恩(L.Bourne)和西蒙斯(J.Simmons)的《城镇体系：结构的发展与政策》（1978）。城镇体系是地域上临近、彼此有稳定联系并具有层次的一组城市群体，其概念虽然和城市群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城镇体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后来城市群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城市群研究的成熟阶段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深入，城市空间范围不断扩展，一种新型城市空间形态——大都市带的出现，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欧美国家对大都市带的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在欧美发达国家及亚洲部分国家的城市化中后期，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出现了一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连同周边受辐射的临近地区所组成的城市巨型区域结合体，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无法对这种城市空间形态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引发了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的大变革，产生了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理论、麦吉的城乡一体化区域等理论。
对于现代意义上城市群的开拓性研究，源自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n）的大都市带理论。他从上一个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城市群体的发展，通过对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多年的考察，于1957年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大都市带：美国东北海岸的城市化”（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Seaboard [18]），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在以后的数十年，戈特曼一直致力于丰富、完善大都市带的研究。1961年，戈特曼出版了《大都市带：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 Seaboard of United states[19])。该书被认为是戈特曼大都市带理论演进的里程碑，他在书中深入探讨了大都市带的特征、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和发展阶段。1987年出版的《二十五以后对大都市带的再考察》（Megalopolis Revisited : Twenty-Five Years later[20]）被认为是戈特曼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他在该书中从产业结构的变动、人口分布、劳动力构成及土地利用形式等方面描述了美国东北海岸大都市带的特征，分析了其自然、社会和经济基础，形成了完整的大都市带理论体系。1990年，在其编撰的论文集《自从大都市带以来：戈特曼关于城市的论文》（“Since Megalopolis: the Urban Writings of Jean Gottmann”）中，戈特曼对早期忽视社会、文化和生态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使其一生对大都市带的研究更加全面客观。
戈特曼对于大都市带的研究，引起了地理学家广泛的兴趣。同期金斯伯格（Ginsberg,1961）重点研究了日本大都市带的特性，并以此提出了“分散大都市带”（Dispersed Metropolis）[21]的概念，用来定义一个由众多专业化职能城市中心构成的多核系统。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T.G.Mcgee，1987）提出了“Desakota”的概念[22]，用来描述亚洲国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过程。Desakota也被用来描述对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类似西方大都市带形态结构的新型城市空间结构——灰色区域。
大都市带的理论同时也被规划学界普遍接受和重视，其思想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中。著名的希腊规划学家杜克西亚迪斯（C. A. Doxiadis）是戈特曼学说的热情支持者。他认为从人类居住形式的演变看，大都市带以一种全新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集约使用，代表了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他进一步提出了世界连绵城市 (Ecumunopolis) 的概念，认为目前世界上的大都市带将最终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型的全球城市网络。帕佩约阿鲁（J.G. Papaioannou，1996年）阐述了全球城镇网络系统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大城市——城市群——大都市带——城市化地区——洲际城市化地区——全球城市化地区所组成的城市等级发展序列。
作为一种空间现象，城市群的形成同城市的产生一样都是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制度变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大都市外围地区和大都市之间的区域发展问题，经济学家则从不同的角度和范围探讨了城市群的发展机制。在熊彼特（J.Schumpeter，1939）创新学说的基础上，迈耶进一步认为，技术创新将导致城市功能区的空间替代，新功能的优势使之在空间竞争中对老功能的空间有很强的插入机会，使原有的功能区由边缘向核心推移。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1953）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策源地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及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与城镇等级体系形成阶段相对应的关系。弗里德曼（J..Friedmann，1966）从创新的角度，发展了原有的中心－外围模型。他认为区域发展是通过一个不连续的，但又是逐步累积的创新过程实现的。该模型用中心的创新集聚或扩散资源要素，引导和支配外围区，最终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解释了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化的相互关系[23]。
法国经济学家弗佩鲁（F.Perrour）于1955年提出了“增长极”概念，认为经济增长不是遵循均衡路径，而是源于一个所谓的“推动型单位”，推动型单位的优势来自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在佩鲁研究的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adal）和美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24] (A.O.Hirschman)进一步丰富了极化理论，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取决于扩散效应和回流效益两种效应的力量对比。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Boudeville）和拉塞（J.R.Lasuen）则把区位论的观点纳入了增长极理论中，将增长极的发展功能同城市的集聚体系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一个增长极或增长中心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城市的集聚优势和多种功能，其扩散遵循中心地的等级扩散。
乌尔曼（E.L.Ullmann，1957）提出了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认为相互作用的条件有三个：互补性、中介性和可运输性。1969年，惠贝尔（Whebell）提出了“走廊理论”(Theory of Corridor)，用“走廊”这一概念表示由高度发达的现代化运输线连接的、若干主要城镇构成的现状模型，并阐释了走廊景观的演化过程：初始占据、商品交换、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网和大都市区的形成。布赖恩特 (Bryant,1982)研究了与区域性城市结构相关的城市周围乡村的类型，对“城市乡村”发展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布鲁恩和威廉斯(Brunn&Williams,1983)对大都市区发展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大都市带的出现是时空耦合的空间特征之一。他们认为在城市之间的交通干线和通讯网络附近，新的行政管理中心和工业区会不断填入，从而城市的增长会逐渐形成一种线状模式。怀特汉恩(Whitehand,1988)研究了城市边缘带的形成机制。以上经济理论对于研究城市群的空间发展过程和形成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近年来欧美主流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主要以大都市带的理论为依据，以全球一体化和新经济为背景，由理论探索逐步转向微观实证和机制研究。如瓦恩斯（A.M.Warnes,1991）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伦敦都市区人口发展过程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的集聚与分散、郊区化过程的出现，使得大伦敦地区的城市发展逐渐超出都市区范围，而成为英格兰东南大都市带的核心部分。埃伯纳（M.H.Ebner）通过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如何成为大都市带这一过程的研究，探讨了教育、科技以及信息等第四产业对大都市带形成的日益显著的作用。
日本学者以都市圈为主的研究
早在1954年，日本行政管理厅统计标准部就仿效美国标准大都市区（SMA）的概念，定义了“标准城市地区”。后来将其进一步细化为各种圈层结构，如通勤圈、商业圈、大都市圈等。1960年明确界定了“大都市圈”的概念和划分标准。
日本学者对大都市圈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出现了大都市迅速扩张的现象，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大城市的空间扩散，即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的建设而展开的。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公务性行业在大城市高度集中，学者们开始从商业行政职能的角度对大都市圈进行研究。70年代以后，对大都市圈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探索大城市圈域结构和空间增长过程上[25]。
80年代以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都市圈内单一要素（如产业和人口）的分布变化和成因分析上。比较有代表的成果，如石水照雄（1965）对东京大都市圈人口聚集和产业扩散的研究，板仓胜高（1967）对阪神都市圈内工业企业分布的研究。大量的研究表明日本都市圈的产业基础是由一系列规模不等、产业性质各异的工业聚集体构成的，从实证角度推翻了日本都市圈是由大型重化工业企业控制的传统观点。
到了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逐步转向对都市圈空间结构变化的总结上。比较有代表的研究如津川康雄（1982）在京阪神三大城市的人口和零售业分布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城市中心性的空间变化中，发现城市核心区中心性降低的同时，都市圈逐步走向均衡发展。福田和晓（1988）从批发、服务业的区位变动入手，对东京、阪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结构做了对比研究，认为集中分布相对减少、多中心成为日本都市圈发展的普遍现象[26]。
伴随着东海道(Tokaido)大都市带的形成，1967年日本地理学家石水照雄和木内信藏翻译介绍了戈特曼的著作，引发了日本学界对都市区和大都市带的研究兴趣。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日本人口大规模向中心城市集聚阶段。到了1965年，仅占国土面积22％的六大城市（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神户和名古屋），聚集的人口已经达到全国的50％，尤以东京增长最为迅速，从1950年的 750万，上升到1030万。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1964新干线的建成以及随后完成的东京——大阪的高速公路起了关键作用，促成了东海道大都市带的基本成型。在这一时期，日本著名地理学家山鹿诚次1967年出版的《东京大城市圈之研究》和服部圭二郎的《大城市地域论》对日本的大都市带进行了研究。
七十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了郊区化阶段，以筑波科学城建设为代表的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东海道大都市带进入了成熟阶段。政治地理学家宫川康男（Yasuo Miyakawa,1990）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际关系的演变入手，分析了东海道大都市带的形成演化过程。城市地理学家森川洋（1993）改变了日本都市圈连绵地域的都市圈没有联系指标的状况，利用干线公路车流量的普查资料结合人口迁移指标对全国都市连绵区地域进行了划分和定量研究，提出了地域轴的概念，并对各种等级和类型的大都市圈的空间特征做了分析。秋元耕一郎（1993）则从区域城市发展的轴线系统入手，对各种行政单元的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促进合理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成果为大都市带的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日本学者的研究贡献还在于将城市地域系统划分为日常城市系统、区域城市系统和国家城市系统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于都市圈、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带，使得对都市带的研究层次更加清晰。他们对于大都市带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九十年代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成了除美国以外接受大都市带概念最早、受其影响最广泛的国家（Catharine Nagashima,1981）。
国外对城市群研究的新趋势
全球化和信息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群的研究，“世界城市”、“网络城市”应运而生，使城市群的研究更趋向于多元化。
全球化对城市群发展产生的影响
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全球的经济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管理的高层次聚集、生产的低层次扩散、控制和服务的等级体系扩散构成了信息经济社会的总体特征。1972年希默（S.Hymer,）对跨国资本的空间结构的理论做了有意义的尝试。他认为跨国公司会被吸引到一个国家的核心区或者是次一级的大城市中。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内部的垂直分工，在空间上可以简单地反映在有三个等级构成的城市体系中。最顶层的是全球性的管理中心，公司总部及相应的服务设施不断向发达国家的一些特大城市集中，再下一级是大量的地方性金融、管理和服务中心，所起到的作用是协调和传达上层和下层的关系，第三级是则是最低一级的城市和地区，进行具体的生产和装配工作。1980年他又运用“新国际劳动”术语描述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移现象。虽然跨国公司的作用现在看来还只是间接的，而且大多表现在区域以上或者全球的层次上，但是这种力量正在迅速向城市群内部渗透，影响着其空间组合与形态演变，成为城市群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都市带的形成不仅仅是人类居住形式的变化，更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布局形式。
英国学者霍尔（P.Hall）早在1966年就提出了基于全球经济重组背景下“世界城市”的概念，描述了其政治、经济、社会、信息、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其后沃夫(Woff,1982)、弗里德曼（Friedmann,1982、1985、1993）、莫斯（Moss，1987）、萨森（Sassen,1991）等人提出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假说。弗里德曼(Friedmann,1982、1986)认为各种跨国经济实体正在逐步取代国家的作用，使国家权力空心化。全球出现了新的城市等级结构，即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地方级城市所组成的世界城市体系。当今的世界群体结构正在由单一的等级结构转向复杂的网络结构，城市在网络中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其规模和经济功能，也取决于它作为网络节点的作用（富歇，1997）。范吉提斯（Pyrgiotis，1991）、曼昆和魏格纳(Kunzmann & Wegener) 通过对欧洲城市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和集团化正在形成跨国网络城市体系，该体系的物质基础是跨国高速公路和发达的电子通讯设施。道格拉斯（M.Douglass,2000）以亚太地区为例，探讨了全球化和经济危急背景下，巨型城市区域和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从劳动地域分工角度看，大都市带是产业空间重组的结果，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布局形式，是一种新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形式。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大都市带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的，以扩散为主要特征的地域城市化，它占据着全球发展的核心位置。
技术进步对城市群影响的研究
以卡斯特尔（M.Castelles）、布罗奇（J.Brotch）、巴拉斯(R.Barras)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变化首先决定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影响并决定了城市发展。技术不仅仅是城市形态演变的动力，而且是构成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支柱与基础。1986年布罗奇和霍尔（J.Brotch &P.Hall,1989）研究了新技术革命对未来城市形态产生的影响。戈斯比（A.Cllespie,1988）、卡斯特尔(M.Castelle，1989)等人也从多角度探讨了新技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他们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既可能给城市带来分散化的动力，也可能会增加集聚的要求，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城市的蔓延扩展及大都市区的连绵创造了条件。
人本主义对城市群研究产生的影响
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创造城市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工业城市发展的种种困境，表现为对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的一味追求，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城市和城市群的研究开始从片面强调经济因素转向人文关怀。
早在1961年，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前景》[27]一书中对经济增长引起的城市问题忧心忡忡，对人类面临的危险发出警告，呼吁城市的发展要“走向以生活为主导的技术”，并对大都市带的发展做了彻底的否定。他在分析了美国大城市地区发生的人口爆炸、近郊区爆炸、快速道路爆炸和游憩爆炸之后，认为大都市带并非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形态，而是一种“类城市混杂体”（Urbanoid Mishmash,），对其合理性产生了怀疑。戈特曼也在1991年出版的《自从城市群以来》（since Megalopolis）一书中也对其早期过于关注经济因素而忽视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观点做了修正。
从20世纪80年代起，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和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理论相继出现，使得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观念、文化特征等非正规制度范畴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理念正在形成：城市首先是人类居住的适宜性空间，在实现经济功能同时，要体现“关怀人、陶冶人”的功能，并提倡消费者城市、高舒适度城市和宜居城市的建设。在人本精神受到普遍关注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应将城市群空间演化看作是单纯由经济、技术因素驱动的行为，政府应重视对城市群体的规划，并实施必要的监控。
美国规划师莱特（H.Wright）及斯泰因(G.Stein)提出了与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合的“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模式，林奇(K.Lynch)提出了“扩展大都市”(Dispersed Metropolis)模式，科特勒提出了“动态多核心城市体系”(Dynamic Poly nuclear City System)模式。日本将可持续发展应用到日趋成熟的“全综规划”中，力图建设一个21世纪自然——空间——人文融合的城镇群体系统（岸根卓郎，1985）。欧盟十五国为促进持续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空间集约发展，于1993年开始实施“欧洲空间展望”（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跨国空间规划。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近年来也开始采取“生长控制”（Growth Management）之类的措施，来控制城市群体的空间蔓延。各种形式的大都市地区管理机构正在西方国家广泛建立，来协调、管理城市群体发展过程面临的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28]。
总之，国外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是一个认知空间不断扩展的过程，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而不断深入的，我们可以将国外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由静态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转向动态研究的阶段；由结构研究为主（20世纪60～70年代）转向空间机制研究（20世纪70～80年代）；由传统的区域内空间机制研究转向新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全球范围空间机制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国外研究无论对现实的经济发展，还是对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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