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历史变迁证明，几乎所有战争、冲突和动荡之后，都需要时间方能走出民生凋敝、秩序混乱的局面。远的不说，仅看苏联解体的事实：普京上台时曾评价过去的15年是“失败的、混乱的1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6%，居民实际收入减少50%，全社会3/4的住房年久失修，3/5—4/5的生产设备需要完全更新。直到2006年，俄罗斯的GDP才恢复到 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的水平，美国的1/20，曾与美国并称二雄的俄罗斯如今正在努力实现2020年超德国、跻身世界经济五强的目标。人们内心伤痛的抚平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俄罗斯记者周刊》的一篇 “我想回到苏联” 报道，摘录大量网上日记内容，记录当今俄罗斯青年对苏联从强烈的负面评价到积极赞美和怀念的变化，并称这些30多岁的年轻人在回忆苏联的时候，有一种心灵受伤的灼痛感。
激烈变革的代价往往在若干年后才会作为历史教训沉淀，而且只为少数研究者和决策者关注。实践和研究表明，民众的判断多半来自直觉和感情而非理性指引。近日《东方早报》一篇书评引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George Lakoff教授的研究成果说明人脑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读的，尽管2004年春天，美国官方9·11调查委员会已宣布萨达姆没有给基地组织提供过帮助，到 8月仍然有50%的人认为伊拉克与9·11事件有关，到2006年还有46%的人这么认为。可见小布什反恐故事的魅力比事实更有说服力。同样，长期聆听西方世界民主神话故事的民众，完全有可能看不到美国和欧洲政治家多年来与中东独裁者保持着密切关系，看不到奥巴马在穆巴拉克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摇摆，看不到美国对巴林和利比亚两个国家政权被推翻的不同反应，更难以接受西方民主可能水土不服的大道理。大脑结构的这样一种认知规律，提醒我们应该学会细微入手、故事感人的形式去摆明事实，同时也要唤起时局动荡时期民众的理性思考。
即便善于理性思考的民众，也无法确定激烈变革的方向。在中东，长期存在的宗教纠纷、民族矛盾、利益冲突甚至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仇视一旦释放出来，很难期待政府与反政府力量能立即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何况还有各种国际投机家和投资资本在寻找商机，受金融危机困扰的发达国家急于转嫁危机，世界霸主更是抓住机遇重新安排中东布局。结果人人都被狂潮胁迫着，飘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应该看到的是，中东乱局与欧洲经常发生的罢工、示威游行和抗议有本质区别。在欧洲即使是多国串联互动，也多事先计划甚至与警方默契合作完成，警民之间很少发生大规模剧烈冲突。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欢迎明显具有社会破坏性质的动乱，1968年法国的“红五月”运动曾使国家陷入近一个月的瘫痪，最终戴高乐以 “改革可以，乱来不行”的强硬立场结束了这场乱局。尘埃落定，政府不仅不再被当作指责的对象，反而随着人们理性的反思，得到越来越多的包容和理解，法国上上下下形成了对政治社会渐进改革的基本认同。
如果类似的动乱发生在中国，粮价、油价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最先遭到打击的是那些低收入人群。制成品价格上扬，产品竞争力下降，低技术工人将被抛向失业大军。国家丧失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优势地位后，经济发展、民族复兴大业迟滞，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利比亚此次骚乱，无数难民被迫逃离祖国，负责人道主义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莫斯3月7日说有100万人利比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通过舆论道德的压力让别人放弃祸害你的念头，而在于自己不出问题，讲一个让老百姓都听得懂的“小故事”，明白团结稳定是最大利益的道理。对于那些一直以来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的境外势力，唯恐中国大乱甚至策划操纵一些活动是可以想见的，毕竟在西方价值体系中一个不信仰上帝、政治制度迥异的东方国家原本属于另类，何况发展的态势已经令世界老大感到不安与压力。
经历了太多的革命与动荡，中国的老百姓深感维护稳定之不易，之艰巨。眼下通货膨胀、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然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践行过程，不是振臂一呼便可实现的。保持住今天的发展局面，方能造就明日中国之未来，稳定、渐进式改革是中国进步的唯一选择。
(此文为2011年3月北京市委宣传部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