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针对全球化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影响，西方学术界“世界城市”的研究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开始研究、制定和实施竞争战略，以提升在世界体系中地位。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全球化进程。1990年代在浦东开放开发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追求城市国际化的浪潮，约有40座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城市的战略目标。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进一步将“世界城市”作为北京的城市性质和目标之一。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北京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9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要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全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城市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大背景下，提出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是否符合实际？如何加快推进北京世界城市的形成？本文拟在借鉴西方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世界城市内涵及形成的关键因素，为北京综合功能的世界城市形成提供理论依据。
一、“世界城市”应是静态(顶级)目标和动态(连接)过程的结合
自弗里德曼关于世界城市的种子论文发表以来，三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世界城市的含义始终模糊。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对“世界城市”内涵的理解由窄到宽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作为世界城市体系顶级城市的“世界城市”
如果将世界城市体系看成是一座金字塔，极少数具有全球协调和控制功能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占据金字塔的顶端。这些居于金字塔顶端最高等级的城市就是世界城市。一般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次一级的通常称为国际城市或国际化/性城市，指的是那些跨国界区域性多功能的中心城市，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某方面具有重要国际功能的城市。这一观点在国内学术界较为常见。从顶级城市来理解世界城市，通常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极少数公认的世界城市，绝大部分城市被排除在外；注重研究城市功能、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属性特征，关注世界城市性质(world cityness)，即“是与不是”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建设世界城市的质疑，基本上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认为中国城市与顶级世界城市相比差距较大，现阶段提世界城市不切实际。
(二)作为世界城市体系/网络的“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不但指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级城市，还可以指与全球经济体系相联的所有不同规模城市的集群(世界城市体系)。弗里德曼开列的世界城市名单包括30个城市，萨森则指出全球城市网络由大约40个全球城市组成。这种观点理解的世界城市是一个包括顶级和多个次级城市在内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密切联系的多层次城市网络，从而成功地将研究范围从极少数城市拓展到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研究内容侧重城市间联系的测量、世界城市体系/网络的构建。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一是由于城市间联系数据的缺乏导致研究相对较少，二是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很难能找到一个临界点，证明“凡‘低于’这一点的城市从某方面讲就是‘非世界性城市’”，从而将其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
(三)作为一种全球化连接过程的“世界城市”
基于对上述观点的批判，有的学者认为“世界城市”并非是由一组指标硬性规定和测量出来的顶级城市，甚至处于世界城市体系的“第几级”也不重要，而是将世界城市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先进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的城市及其辐射的区域，被连接到一个以信息流为基础的全球网络里。这种过程的观点给出了“世界城市”最为宽泛的理解。
当今世界，城市不但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各区域连接到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环节。发展中国家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挑战，建设自己“世界城市”已经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提升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带动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形成理论对世界城市内涵的界定，应是静态(顶级)目标和动态(连接)过程的结合。迈向“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回应全球化挑战，不断累积地方竞争优势；利用全球化机遇，持续改善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相对位置，从被动卷入到主动发挥跨国界影响，从一般“节点”上升为“核心”的动态过程。
二、世界城市形成理论回顾和评价
弗里德曼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产生的新国际劳动分工解释世界城市形成。传统国际劳动分工是在国家主导下以产业间(工业制成品与初级原材料)贸易的形式展开。战后，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出现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以公司内部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式展开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适宜的生产区位，而将决策、资本运营等环节集中在(母国)少数城市，并以其为基点(basing point)来协调和控制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市场，从而导致世界城市的出现。萨森从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协调控制功能的集中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
卡斯特尔从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瞬时”通达网络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他认为，信息技术使得地理摩擦为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由“地方空间”转变为“流动空间”。这样，地理区位及距离的重要性逐渐消失，如何在网络中占据有利的节点位置，提升联系的强度和广度，进而获取对网络的控制权，就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
西方学者以工业化国家少数世界城市为案例总结的世界城市理论，注重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等外部因素和宏观机制对世界城市形成影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建设则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一)作为前提条件的城市内生发展水平极易被忽视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都已完成的工业化国家少数世界城市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世界城市理论强调外部因素(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强调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连接。国家/城市经济社会内在的发展水平作为前提条件隐含其中。运用这种世界城市形成理论考察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建设，城市内生发展水平往往容易被忽视。事实上，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并不对等。率先现代化国家具有长期累积的先发优势，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中占据有利地位，其他国家则是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如果忽略了城市内生发展水平提升这一前提条件，单纯强调发展“外向经济”，单纯强调吸引外资和外企，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建设战略的偏差。
(二)存在忽视区域的历史、区位、制度特性的倾向
现有理论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消除了要素移动的空间障碍，世界范围内出现由“地方空间”转向“流动空间”。争取世界城市网络有利地位，提升对外联系强度和广度，成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关键。实际上，全球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过程往往脱离不了当地具体的历史和制度环境；网络地位的取得与区域特征(历史传统、区位、基础设施水平、组织和制度架构)存在一定的延续性。
三、世界城市形成的关键：累积地方竞争优势与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一)策略性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1970年代末以来，在交通通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制度框架的支持下，跨国公司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价值链上的一系列增值环节，依据要素比较优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各增值环节的适宜区位求得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全球经济体系逐步扩张。凡是被资本抛弃的区位，无论是发达国家早先繁荣的工业区，还是非洲发展中国家，都被全球经济体系排斥在外或边缘化，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萧条。只有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才有机会吸纳投资和经济活动，参与全球化带来的高增长的分配。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是非均衡的。从价值链各环节的利润分配来看，跨国公司因居于从事研发设计(创新)和品牌营销及市场(垄断)环节，占有绝大部分增值，获得了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发展中国家以要素比较优势参与的生产、装配环节仅占有小部分增值，有可能因缺乏升级能力锁定在低增值环节，并随时面临后来者低成本替代的挑战。以美国苹果公司的一款iPod 音乐播放器在全球的价值分解来看，美国企业以品牌和领先技术所占有的附加值占到了商品最终价值的65.6%，其中品牌附加值占到了近30%；提供关键零件设计与制造的日本企业占有了33.1%的价值，从事加工和组装的中国代工企业仅占有最终价值的1.3%。因此，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是实现区域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二)累积地方竞争优势
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争取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除劳动力以外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信息传播和知识外溢的速度加快，使得城市区域要素比较优势常常在短时间内被其它区域所模仿和超越，真正构成地方独特竞争优势的是基于本地知识体系和合作网络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累积地方竞争优势，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本地经济活动的集体效率成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内生关键因素。
1．地方竞争优势之一：提升特定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广义的创新可以被认为是企业(生产企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参与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并相互影响的过程。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特别是某些只可意会的隐性知识，其生产、传播和使用依赖个人和企业合作网络分享和传播，这需要企业在空间上集聚、技术上接近和制度上的类似，即通过地方特定的产业集群来完成。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一方面可以获得跨国公司的投资，从与外部联系中获取知识外溢，并通过乘数效应向城市的其他非基本部门扩散参与全球化的收益；另一方面，城市产业集群升级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配份额将受到链条中领先企业网络权力的制约。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它有可能带来投资增长和就业的机会，但有可能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低增值环节，并寻找成本更低的后发地区进行替代。仅仅依靠加强外部联系，加大吸引外资、外企和技术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和产业集群升级的潜力很小。越向上提升，与全球领先企业的分工关系越是从合作转向竞争，越不可能从跨国公司那里得到技术转移。因而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累积地方竞争优势依赖于地方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当地方产业集群能够较好地利用跨国公司技术外溢，在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知识共享和互动合作网络，促进本土知识体系的积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地方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才能既避免封闭产业集群的锁定风险，又突破跨国公司市场和技术的门槛制约，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扩大在全球价值链上增值分配份额，进而带动所在城市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2．地方竞争优势之二：培育自主创新所需的地方组织-制度环境
创新活动作为一个生产、传播和使用新知识的相互影响过程，必定依赖本土的组织环境和制度架构。本土知识体系的累积和集体效率的提升，不但取决于企业本身，还取决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及公共部门等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地方制度架构实际上规定了创新活动各个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方式，规定了它们之间合作网络的运作效率。
全球化由跨国公司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既包括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又包括通过实施相关政策、规划和战略，改善本地市场环境、促进企业间合作互信关系的发展。
社会组织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商会、培训机构、科研机构等。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能够降低企业成长初期的风险，促进企业间网络联系，增进企业间相互信任与合作。
综上所述，基于本地知识体系和合作网络的地方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自主创新所需的地方组织制度环境，构成了其他城市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制和模仿的竞争优势。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竞争优势从生产要素优势向以组织-制度架构保证的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改变了跨国资本主导区域发展，资本选址决定城市区域兴衰的状况，使城市有可能凭借其独特的地域特性主导自身和区域的发展。
四、世界城市形成的规模和历史因素
(一)一定的城市规模保证了综合功能的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内发挥重要影响所需的集聚经济
一般认为，城市规模由城市职能决定，城市职能的等级越高，城市规模越大。对于全球性或区域性综合功能的世界城市，从供给来看，一定的城市规模能够保证高度专业化技能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从需求来看，一定的城市规模可以为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初始阶段的创新产品提供具有消费能力的市场。
城市规模通常用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来衡量。霍尔认定世界城市的标准之一就是大的人口中心，尤其有相当比例富裕阶层的存在；弗里德曼设定了顶级世界城市(在都市区范围内)1000万－2000万的人口规模，认为世界城市成为国内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政策上存在“城市偏向”，导致巨型城市增长迅速。这种缺乏相应城市职能支撑的人口规模显然难以解释世界城市的形成。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供给方面体现了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价格和从需求方面体现消费能力市场规模，能更好地反映世界城市的形成。一定的城市规模保证了综合功能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内发挥重要影响所需的集聚经济，但并不意味着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张。事实上，发达国家已有的世界城市也经历了城市规模的膨胀，如何既享有集聚经济带来的竞争优势，又缓解城市快速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世界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历史因素的路径依赖持续影响城市发展，如何实现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形成需要解决的问题
空间可以认为是时间的固化，构成世界的各个地点是历史累积形成的产物。早期一些偶然历史因素导致了某些城市或产业集群的兴起，这种正反馈机制一经建立，城市从此确立对原先竞争者的优势。历史因素和偶然事件的路径依赖持续影响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先占性，即使世界城市网络存在不确定性，全球化可能带来城市地位动态变迁，但许多已经在全球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城市，其地位保持了某种稳定性。最典型的例子是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伦敦成为英国乃至遍及全球的殖民帝国的首位城市，近300年来伦敦发展有相对兴衰变化，但作为世界城市体系顶级城市之一的地位从未改变。
历史因素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可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如何利用城市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抓住全球化的关键机遇，打破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创造新的上升路径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形成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