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世界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一些大的城市迅速崛起并逐步发展和壮大，形成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人们称之为“世界城市”。
一、世界城市的概念及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
（一）世界城市的概念
“世界城市”一词最早出现于1889年，德国学者哥瑟（Goethe）将罗马和巴黎描述为世界城市。而“世界城市”概念的界定则最早由苏格兰的城市规划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于1915年在《演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的，是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具有突出优势的城市。“世界城市”概念的提出距今已有近100年的历史。
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 Hall）是现代世界城市研究的先行者。1966年，他提出世界城市是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
1986年美国的城市学家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提出了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之下的空间组织形态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认为世界城市是资本控制中心，并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的七大假说[1]：①一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形式和程度以及它在新的国际地域劳动分工中所担当的职能，将决定该城市的任何结构转型。②世界范围内的各主要城市均会被全球资本用来作为其进行空间组织和协调其生产与市场的基点(basing points)，由此导致的各种联系将会使世界城市形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等级体系。③世界城市的生产活力和就业结构直接决定了其全球的控制职能。④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集中和积累的主要地点。⑤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终点。⑥世界城市使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更加显现，其中空间与阶层的两极分化成为焦点。⑦世界城市增长带来的社会代价之大和之快有可能超越一个国家的财政负担能力。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全球城市是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城市，是“全球性服务中心”。
同年，卡斯戴尔斯[2]（M. Castells）提出，世界城市是那些在全球网络中将高等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与它们的辅助性社会联结起来的地方，进而提出城市发展的信息模式，并指出世界城市就是“信息城市”。
（二）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世界城市内涵和特征纷纷做出描述，但对于世界城市形态和评价标准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时至今日，理论界和学术界仍无法做出统一的界定。通过对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准确把握世界城市的核心内涵，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基础的理论依据。
1．以政治、商业影响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彼德·霍尔[3]认为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包括：成为所在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拥有大型国际机场、较大的港口或铁路等交通枢纽，发达的新闻出版业和无线电、电视网络，较大规模的人口并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发展良好的娱乐服务业等。彼德·霍尔关于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国家政治权力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力，因而形成了以政治权力中心和商业中心作为世界城市主要评判标准的阶段。
2．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下的区域特征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1986年，美国的城市学家弗里德曼经过潜心研究，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下的空间组织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并归纳出判别世界城市的7项标准，包括：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所在地，国际组织所在地，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人口规模，标志着世界城市及识别标准研究转向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世界城市研究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弗里德曼是在新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格局和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提出的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他认为世界城市的识别标准集中体现那些处于核心地位并对全球经济文化生活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发达国际大城市的特质。
3．以生产者服务业的集中度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美国经济学家萨森[4]在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于1991年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全球城市应该是“全球性服务中心”，在生产者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和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下，能够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并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大城市，银行和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是用来识别世界城市的主要标志。
1999年，由英国的毕沃斯托克(Beaverstock)、史密斯（R. J. Smith）和彼得·J·泰勒（P. J. Taylor）等人在拉夫堡大学组成了“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5]（GaWC），他们提出从全球城市网络的角度，以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连结性和影响程度的大小来判断世界城市，认为现代服务业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世界城市作为全球化的结果是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地，因此将现代服务业中的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等4个领域的服务能力作为界定世界城市及其等级的依据。
这种评价标准主要缘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逐步成为现实的经济形态，国际分工格局再次出现调整，并形成新的产业分布特点，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优势使得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不仅进一步拉大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更加带动了发达国家服务经济的发展和全球性服务中心地位的提升。因此，这一评价标准突出了世界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控制力和集中度。
4．按照综合发展标准设置的多元评价标准
1991年，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开创性地提出一套旨在促进世界城市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指标，认为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较强的财富创造能力、就业和收入的增长、较高的生活质量是判断世界城市的核心标准。而诺克斯（Knox）[6]在1995年提出，以功能分类的方法来评价和判定世界城市，包括3类标准：跨国公司商务活动，即世界500强企业数；国际事务，即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文化集聚度，即城市在国家中的首位度。
此类标准表明世界城市的关注点正逐步由单一功能型转向多功能型甚至是综合功能型城市的判别。识别要素不仅包括经济的首位度，还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各领域内容。而以单一功能见长的国际大城市已很难再作为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核心城市。所以，反映综合发展能力的评价标准不仅反映了世界城市研究要点的变化，而且说明综合型世界城市是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5．以城市网络体系节点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在历经几年的研究与观察后，1995年，弗里德曼再次将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归结于世界城市的经济规模及控制实力，以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来判别世界城市所处的全球“基点”或“控制中心”[7]。2000年以后，GaWC小组[8]也继续拓展了研究工作。他们利用100家全球性服务公司数据，从容纳力、支配力和通道三大方面的指标入手，进一步测定了316个城市的网络作用力和等级体系，再次界定并细化了世界城市的等级。
弗里德曼和GaWC小组在初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世界城市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方向，这种变化代表着国际学术界对于世界城市发展研究的角度已由单纯地、割裂开地观察世界城市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转变为明确提出要在国家背景甚至更加广阔的世界城市网络的整体发展背景下开展城市研究的趋势。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作用力、影响力等指标的内涵理解不同，但这类评价标准无疑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研究的启示
1．现代意义的世界城市
通过上述演变历程，现代意义的世界城市已经脱离了传统世界城市的概念，不再单纯以经济体量、人口和城市规模、商业交往能力作为评判标准，而是越来越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多维度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强调能够前瞻性地引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当今的世界城市首先表现为综合性、多功能的国际城市，同时，还要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重要的经济节点、金融节点、贸易节点、国际交往节点，在处理全球经济、社会、政治和人文事务中具有核心地位。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世界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高端人才、重要国际活动的聚集地，是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物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成为全球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力中枢和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核心节点的城市。
2．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特征
通过研究，当今世界城市具有共同的发展特征，包括以经济规模为代表的雄厚的经济实力，以人口规模、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为代表的集聚能力，以通讯和交通网络设施、文化交流活动为代表的交往能力。这些特征决定了世界城市对国际社会经济事务具有核心作用力和影响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首先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世界城市的内涵和共性特征，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扩大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影响作用，力争做到与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相衔接。
3．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该具备个性特征和特色发展路径
人们对于世界城市形态的争论源于当今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各有不同，城市发展形态各具特色，金融地位、政治地位、科技创新、文化艺术都是决定世界城市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理论界和学术界始终无法给予明确界定。基于上述原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可以立足于北京实际，突出北京优势，着眼现阶段的城市发展需求，在遵循世界城市共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设具有北京特色的世界城市。
上述研究表明，从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的演变历程来探索当代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特征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研究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理论环节。按照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的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后工业时代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因此，开展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研究工作要首先以世界城市理论为依托，借鉴发达国家主要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从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特征出发，结合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四个服务”的具体要求，明确建设符合中国特色、北京特点的世界城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构筑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路径，为实现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二、世界城市评价指标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代表性学者和著名研究机构关于世界城市评价指标的研究与分析，目前有关世界城市研究的指标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反映世界城市一般性特征的识别导向类指标、贯穿竞争力思维的比较导向类指标、引导世界城市发展方向的规划导向类指标。
（一）反映世界城市一般性特征的识别导向类指标
识别导向类指标是基于对已有世界城市共性特征归纳形成的，具有识别特质的指标。世界城市通常具备如下七项共性特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大、构成多元化；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高端服务业较为发达；具备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和开放度，并具有较强的世界影响力；具有独特的城市特色与魅力、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城市群的带动效应、核心辐射能力强；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水平。
通过梳理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机构提及的识别导向类指标，我们看到，尽管不同时期的研究视角在不断转变，识别的内容在不断延伸和扩展，但主要涉及三大领域，一是以经济规模为代表的“发展实力”；二是以人口规模、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组织所在地为代表的“集聚能力”；三是以国际交通枢纽为代表的世界城市的“交往能力”。
表11 开展世界城市研究的学者和机构涉及的识别导向类指标
发展实力
集聚能力
交往能力
彼德·霍尔(1966)
良好的娱乐服务业
较大规模人口并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发达的新闻出版业和无线电、电视网络
大型国际机场、较大港口或铁路等交通枢纽
弗里德曼(1986)
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
重要的制造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主要的金融中心、人口规模
主要交通枢纽、国际组织所在地
萨森(1991)
跨国公司总部、银行
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1991)
就业和收入的增长、较高的生活质量
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较强的财富创造能力
基础设施
弗里德曼(1995)
经济规模
控制经济的实力
诺克斯(1995)
世界500强企业、文化集聚度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
GaWC小组(1999)
现代服务业中的会计、广告、金融、法律
GaWC小组
(2000以后)
现代服务业的容纳力、支配力、控制力
通过上述分析，“发展实力”、“集聚能力”和“交往能力”是世界城市识别导向研究中具有核心价值的领域，对于开展世界城市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应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予以持续的关注。
（二）贯穿竞争力思维的比较导向类指标
比较导向类指标是用于衡量不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单一或多个领域竞争能力的指标。相对于识别导向类指标是以世界城市的核心识别特征作为研究的基础而言，比较导向类指标加入了竞争性要素，是运用城市间竞争力的比较特征开展的研究。在比较导向的世界城市指标研究中，有的学者和机构侧重的是其中某一项竞争力特征的比较研究，也有侧重于多竞争力特征来开展比较研究工作。
1．单一竞争力特征比较的世界城市指标
2009年，美世公司根据城市生活条件开展了“全球城市生活质量”调查[9]。调查涉及到影响生活质量的10大类、39个因素，包括：政治和社会环境（政治稳定性、犯罪、执法等）、经济环境（外汇监管、银行服务等）、社会文化环境（审查制度、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等）、医疗和卫生条件（医疗供给和服务、传染病、污水和垃圾处理、空气污染等）、学校和教育条件（教育水平和国际学校就读的便利性等）、公共服务和交通运输（电力、供水、公共交通、交通阻塞等）、休闲娱乐（餐厅、剧院、影院、体育和休闲等）、消费品（食品/日常消费品供应、汽车等）、住房（住房、家用电器、家具、维护服务等）、自然环境（气候、自然灾害记录）。
2009年，《财富》杂志按照各城市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500强企业收入总和”两项指标对全球城市进行比较，并列出排名结果。
美国《幸福》杂志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评出世界十大贸易城市，主要从人口、生活消费指数、飞往其他城市的直达航线、办公用房每平米年租金、对其他文化开放程度5个指标开展比较研究。
2．多竞争力特征比较的世界城市指标
2008年，由中国社科院倪鹏飞博士和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的彼得·卡尔·克雷索教授（Peter Karl Kresl）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研究小组将城市竞争力定义为城市以更快和更好的方式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并认为竞争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就是领先的世界城市。2007-2008年全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使用了9项指标对全球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测度，即GDP、人均GDP、每平方公里GDP、劳动生产率、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专利申请量、价格优势、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2008年10月，美国《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萨森和一些机构组织的研究基础上按照5个领域设置全球城市的比较指标，即，商业活动、人力资源、信息交流、文化积累及政治参与，用于对全球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排序。
2009年，专门研究城市问题的日本“森纪念财团”对地球上更具魅力，更具吸引力，更能吸引企业或个人到这个城市来的“城市综合力”开展城市间的比较研究。该财团运用了经济、研究与开发、文化与交流（包括运动设施、就餐与购物以及对海外游客的吸引力等内容）、宜居与环境、空间与交通便利、文化交流等6个方面的69项比较指标开展研究。
2010年，纽约合作组织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了研究报告《机遇之都》[10]，研究涉及10项总体指标，58个变量，包括：智力资本、技术智商和创新、经济影响力、交通和基础设施、宜商环境、成本、可持续性、健康安全和治安、人口结构和宜居性、生活方式资产。
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中，比较导向类指标所代表的世界城市的特征各有不同，既有着眼于商业活动、信息交流、政治参与、文化交流等反映城市综合发展的特征，也有就科技、生活质量、贸易、城市财富等单一特征开展对比研究。而无论哪一类指标，都是在具有共性特征的世界城市核心功能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的世界城市竞争力要素，特别关注世界城市的竞争实力、竞争能力和竞争潜力；强调智力资本、科技研发水平、宜居环境、生活质量、可持续性等领域是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着力点，是体现世界城市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强调的是致力于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提升自身地位的城市需要具备的竞争能力和比较优势。因此，比较导向类指标突出体现了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三）引导世界城市发展方向的规划导向类指标
1．规划导向类指标的基本情况
规划导向类指标是用于指导如何建设世界城市的指标。美国城市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提到，“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结果”，而“下一世纪的城市必然是规划的结果”[11]。从当前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看，越来越多的世界城市具有明显的政府公共政策指导下的规划发展痕迹，可见城市规划对于未来世界城市发展所具有的战略引领意义。建立和研究规划导向类指标在世界城市研究过程中显得愈发重要。
早期的世界城市是市场因素主导自发形成的，但现代世界城市越来越显露出政府规划引导的痕迹。《东京构想2000》提出，到2015年东京城市的发展目标，包括：舒适的东京；人员、物品、信息顺畅流动；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富有个性和能力的人才；多彩社会（社会机遇）；产业活跃发展；安全；环境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基础设施；自立发展；下一代培育；就业充足；信息化；交通运输；提升城市控制力和地位，并围绕规划制定了城市发展步骤和措施。
2006年，纽约市提出的《纽约2030》[12]规划，刻画了未来25年纽约将要建设成为一个更大、更加绿色的纽约。《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13]将香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位为“亚洲国际都会”。悉尼市政府在2008年5月公布了《可持续发展的悉尼2030远景规划》[14]征求意见稿，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指导悉尼市未来20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其中规划确定了悉尼未来发展方向的三大主题：绿色的、全球化的、相连的。
2．规划导向类指标的着力点
从东京、纽约、巴黎等顶级世界城市，以及香港、悉尼等新兴世界城市的战略规划看，虽然内容不一，形式多样，但均涉及了三个共性主题。
一是强调对人文社会领域的关注。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涉及更加多元的人文发展空间，东京的战略发展目标包括社会机遇、人才、自立发展、下一代培育、就业、交通运输等多元领域；香港特别提出要加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悉尼确定“连接性”主题，强调高质量的公共交通、世界一流的通讯系统，以提高社会虚拟交流的能力；巴黎提倡和谐城市建设理念，建设自动交通网络、加强港口和塞纳河整治，增加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以关注人的发展、展示多元文化、塑造城市形象、构建社会和谐为代表的人文发展是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主题。
二是强调城市发展实力和整体地位的提升。几个城市的战略规划均提出通过经济手段，有效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其中，强化信息化能力、提升城市控制力和地位是东京在《东京构想2000》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内容；香港在《香港2030》中强调提升经济竞争力，勾画了竞争力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悉尼提出了全球化主题，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向的外向性和开放性；巴黎提出以土地资源整合促进巴黎大区经济发展，带动城市整体发展。这些内容强调了以竞争力为代表的城市综合实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根本所在。
三是强调绿色发展。《纽约2030》提出要建设“更加绿色的纽约”，对水、能源、空气、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保护和有效应对是使纽约更加绿色的核心内容；悉尼不仅将未来城市发展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更在《可持续发展的悉尼2030远景规划》中强调了“绿色”是悉尼未来城市发展的首要主题，这种绿色体现在绿色的环境、绿色的产业、绿色的基础设施、绿色的生态系统；东京在《构想2000》中提出了环境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措施；《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将优质的生活环境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巴黎明确指出要打造更加绿色环保、更有持续性发展的城市。这些内容均体现出绿色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指导意义。
上述研究表明，以人文发展、竞争实力、绿色发展为代表的主题是未来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趋势和目标选择，对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提升城市文明、塑造城市形象、推动人文领域的全面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根本；通过提高信息化和科技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竞争力，打造综合经济实力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实现绿色、宜居、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构建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以及城市远景规划来看，规划导向类指标主要用于指导如何建设世界城市。指标涵盖的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在城市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远景发展目标的指标设定，而且更加关注时代发展的动态趋势，往往包含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众多控制因素。因此，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规划导向类指标为不同城市提出了方向性的发展目标要求，这种要求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特点，又立足于世界城市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和变化趋势，代表了世界城市建设和研究的发展方向，是对世界城市指标研究的进一步延伸。
综上所述，识别导向类指标、比较导向类指标倾向于对现有世界城市的研究分析，为我们开展世界城市和指标设置研究提供了公认的核心功能性指标和具有特色的竞争力指标选取的参考价值。而规划导向类指标则更倾向于对未来世界城市的规划和构建，为北京这样的后发世界城市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思路。
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
（一）设计原则
一是突出国际性原则。评价体系应注重对世界城市内涵与本质特征的把握，做到与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评价标准相衔接，有利于国际比较。
二是突出首都特色。突出中央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四个服务”的要求，突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突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战略任务。
三是突出阶段性特征。评价体系的设计，既要充分体现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又要立足于北京的实际，着眼于现阶段的发展需求。评价体系将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历史进程适时进行调整，以引导北京工作向着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不断迈进。目前评价体系涉及的内容着眼于2010-2020年阶段。
四是突出可为性原则。评价体系设计既要与北京的发展规划、战略目标、重点任务相衔接，更好地服务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又要从目前国内外开展世界城市研究面临的数据缺乏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特别是国际比较数据）和数据来源的稳定性，以保证评价监测工作的有效实现。
（二）设计思路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与世界城市的通行标准和发展趋势接轨，又要与北京的功能定位、城市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理念相承接，在遵循共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突出个性和特色化发展道路，探索出一条在发展中国家建设一流世界城市的崭新模式。
通过对识别导向、比较导向、规划导向类指标的比较分析研究，以识别导向类指标为基础构建“共性指标”，以比较导向和规划导向类指标为基础构建“特色指标”成为我们设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的总体思路。
（三）评价体系
在学习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设计思路的基础上，本着既要体现共性特征，更要突出北京特色、简洁明了、具有工作导向性的要求，提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体系（2010-2020年）》。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包括四个层次，即维度层、领域层、要素层和代表性指标层。
1．维度层：是对评价体系框架的总体把握，突出体现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特征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发展路径。
分为“共性指标”和“特色指标”两大类。“共性指标”主要反映当前理论界关于世界城市内涵与核心特征的认识；“特色指标”主要反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个性化特征和发展路径。
2．领域层：是对维度层的细化。
在“共性指标”维度下，基于国际公认标准，主要设置了“国际影响力”这一领域。
在“特色指标”维度下，由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现阶段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复制已有世界城市的形态和发展路径，而要立足于首都功能定位，着眼于“四个服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积极借鉴其他世界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北京特点的世界城市。
2008年10月，北京提出了按照“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要求推动城市发展，随后又分别详细制定了“三个北京”行动计划，不仅成为北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而且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目标的实现途径。其中，“人文北京”提出以推进民生发展、文明发展、文化发展、和谐发展为基础，把北京建成最具人文关怀、最显文明风采、最有文化魅力、最为和谐宜居的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科技北京”以把北京建设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核心引领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发展目标；“绿色北京”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生产清洁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的绿色现代世界城市的远景目标。
比较以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世界城市的规划内容，“三个北京”战略目标的提出，不仅契合了未来世界城市以人文发展、竞争实力、绿色发展为代表的发展主题，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性、趋势性内容，而且更加突出了具有首都特点和规律的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是实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目标的路径和工作抓手。因此，将“三个北京”行动计划作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内容，不仅遵循了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思路，更体现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所在。
因此，在“特色指标”维度下，主要是基于“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设置“人文发展”、“科技发展”、“绿色发展”三个领域。
3．要素层：是对领域层的进一步细化，各个要素分别代表每个发展领域中的观测重点，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体系的支撑点和在工作要素层面上的具体分解。
关于“国际影响力”领域，理论界普遍认为，世界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包括拥有较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较高程度的经济水平、较为明显的后工业化经济结构特点；二是具有较强的集聚和控制能力，成为全球资本流动控制中心和全球经营管理调控中心，在人才、物质、资本、技术和信息顺畅流动的基础上发挥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三是具有良好的资源流动的承载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形成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和开放度。因此，在“国际影响力”领域下，我们设置了“经济水平”、“集聚水平”和“交往水平”三个要素。
关于“人文发展”、“科技发展”和“绿色发展”三个领域，根据“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个行动计划和今后应当努力的重点，分别设置了“人口素质”、“公共服务”、“城市文明”、“文化发展”、“科技资源”、“科技成果”、“信息化水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十个要素。
图1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4．代表性指标层：为便于操作，评价体系不能过于庞杂，在每个评价要素中只分别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指标用于实际监测和评价，既要遵循首都特色，立足于现阶段城市的发展目标；又要数据易获取，便于开展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