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经济又被称为“过热”了，其主要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高速增长态势。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一直是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此类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不断攀升，在２００２年就已超过４０％，比韩国在几年前出现金融危机时的比例还要高，并具有随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收益却逐年下降的明显趋势。
这样大规模攀升的低效投资活动，却由于带来了ＧＤＰ的高增长曾长期被国内一些官员和学人当作中国经济形势好、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中“一枝独秀”的标志。只是在去年一年中，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再提高２６．７％，超过了５．５万亿元，在全年所创ＧＤＰ中的比例已接近５０％后，才引起了“是否过热”的关注，致使中央政府方面开始采取宏观方面的“降温”措施，例如，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下令停建、整顿一些地方政府项目和工厂等。应当说，以此来降低一些投资增长速度、缓解一下资源供给和通胀方面的压力确实是必要的，如果措施得力，表面上的“过热”也是可能缓解的。然而，中国经济整体中一直存在的高投入、低效率，只能靠不断增加高消耗、高浪费的基建项目才能维持高增长的格局，并不是靠一些“降温”举措所能改变的。
这一格局源自各级政府部门都在争做投资主体，以行政权力争夺经济资源，层层政府部门还要以ＧＤＰ的高增长作政绩的基本机制。这种机制下的政府项目存有“预算软约束”、责权非对等的痼疾。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原本就匮乏私人企业活动具有的主动减少浪费、抗拒侵权、追求收益——成本之比最大化的行为机制，而组织人事部门将ＧＤＰ增长的多少当作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又具有激励作用，促使官员们运用权力，不受成本约束地调动他们所能支配的一切资源，助长不计代价、只求ＧＤＰ的增长，哪怕那只是一堆无回报的钢筋、混凝土。据此产生的低效率的后果是明显的。正如一些人士所指出的：中国每创造１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４．３倍，德国和法国的７．７倍，日本的１１．５倍。中国消耗了全球３１％、３０％、２７％和４０％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ＧＤＰ却不足全球的４％。这表明：２００３年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不到４％，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规模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中，不仅成本高、消耗和浪费严重，而且，给社会带来许多缺乏收益的工程和产销脱节的工厂。
另外，当政府权力不断地进入投资领域，带动低效率投资增长的同时，对投资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又是明显的。在一个权力可以成为获取商业利润最佳手段的社会环境中，所有商业活动包括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都需要依附于、受制于某一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通过“设租”、“寻租”行为控制企业活动，获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公司和商人则通过行贿、钻政策漏洞、得到某些特殊照顾去“发财致富”。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排斥公平竞争及法制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会成为官员贪污腐败的温室，会恶化社会风气，会加剧非正常的两极分化。既破坏了政府的信誉，又使社会难以产生真正的企业家。
多年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一直消耗着数量巨大的原材料、能源、金融及其他资源，推动了国际、国内原材料、能源、运输等价格不断上涨，在一些政府官员搞出了以投资增长为标志的政绩、受到表彰并提升了官职的背后，是与民争利的、特权垄断的市场，是远远高于正常值的资源消耗，是巨额的银行坏账、通胀压力和效益低下、日后成为继任者和全社会负担的企业与项目。当前的“过热”只是表示这种粗放增长不断累积到了从整体上资源供给已难以承受的程度，引起了高层的不满。如果上述基本机制不能转变，宏观的货币政策工具和高层的行政干预只会有暂时的“降温”作用，不仅降低增长速度后的投资水平仍将是低效率的，而且下一周期的“过热”将很快轮回。
总之，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不是增长超过９％就会过热，降低到７％就会正常；也不是该不该及能不能保持高速增长的问题，而是在所创的ＧＤＰ当中，特别是其中的基建投资项目中，如何提高其中的有效财富和福利含量。而要朝此方向进步，就需要改变以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局面，转变各级政府部门推动投资项目，并以投资增长作为官员政绩的传统习惯。因此，有关方面，特别是中央决策层对中国当前国民经济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千万别看走眼了。要严肃思考“过热”的表象后边到底是什么问题。（2004-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