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斥资150亿元在中关村地区大规模地搞拆迁、建高楼、修路架桥，据说是“为了提升中关村形象，吸引世界500强”。如今，大规模的拆迁、基建，令中关村的地价、房价高涨，许多中小公司难以承受，“纷纷撤离了中关村，搬到通州、昌平、密云，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了”（见中国青年报9月3日《中关村高房价逼退中小企业》）。
在我们这个习惯于搞什么事情都要政府出面的体制下，对于国内到处上马高新科技开发区的“硅谷热”又焉能例外？北京的中关村被指定为“国家级”高新科技开发区，自然就要有个国家级的门面。于是，那里开展了政府主导下的拆迁、基建，其欲“提升档次”的级别、规格定比其他地方要高，投入的基建贷款更多，吸引目标也要“世界500强”。
这不禁使人产生疑虑，此等政府行为真能打造出“中国硅谷”来吗？
美国的硅谷园区是自发形成的，既不是政府有计划地“打造”成形的，也不是由政府产业政策引导的投资项目或是招商引资而成的。硅谷的出现与成功，在于那里有着能够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激励公平竞争，没有官商一体和特权垄断；还在于那里有包括合理的地价、房价在内的适合于相关企业开展各种研发活动的企业生存环境。
硅谷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高新科技产品的策源地，而不在于那里的楼有多豪华、路有多气派。那里的地价、房租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当经济活动处于高潮期时，投资研发需求旺盛，价格就会攀升；当经济不景气时，投资、研发需求萧条，价格又会跌落。各种基础设施的兴建、拓展与当地企业活动发展水平相适应，从未有政府方面为了提高档次、树立形象而强制拆迁、人为提高地价、房租以促进企业创新的事情。
马来西亚的政府行为曾建起全球第一的双头鹰大厦，够档次，也够气派，却没有同时打造出另一个科技产品的创新园地。比尔·盖茨当年起家时，只能租一间廉价的地下室和几台旧电脑，既无档次，又无形象，若是上述政府行为令其难有立锥之地，也就没有今天的微软了。
还需说明，无论是硅谷还是其他好的工业城市或园区，大、小企业都要有合理的比例，大小公司相互间形成密切的协作、配套、互补、竞争方面的经济联系。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哪有清一色的大型企业扎堆在一起的产业结构？只看着世界500强，为了吸引世界500强，不惜把现有小公司挤走的政府型发展思路充满着计划经济的味道，这一为渊驱鱼之举，可别在日后落得个门庭冷落。
历史已经表明，一个经济的成功及其长远的健康成长，是在一个有利于萌生出创新机制的环境中，由企业来推动的。政府只应是制度环境的维护者和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应成为主要角色。因此，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哪些事情需要做，且要做好；哪些则是有为不如无为，甚至根本不该插手，应当有着明晰的界限。
上述问题能否解决好，将影响着中关村的发展前途，今后中关村园区的价值也将取决于能否成为中国的创新科技产品的策源地。如果那些豪华写字楼林立的街区，仅仅是跨国公司的产品推销中心，或是人们搞公关、开新闻发布会的地方，那将是可悲的。
《中国青年报》 2001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