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建设世界城市是国内外学术研究以及各国政府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北京正在建设世界城市，通过分析和把握世界城市圈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对于促进北京世界城市的发展,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 世界城市的含义及对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
1.1 世界城市的含义
1.1.1 北京市政府的对世界城市的定义
根据北京市政府2010年1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1]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五个方面，并具备以下六个支撑条件：一是一定的经济规模，二是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三是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四是国际交通便利，五是科技教育发达，六是生活居住条件优越。
这个定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经过对已经存在的世界城市的研究而概括总结出来的，既是对世界城市基本概念的描述，也是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这一目标的宏观要求。
1.1.2 国外对于世界城市概念的研究
对于如何定义世界城市，先后有霍尔、J·弗里德曼、萨森和卡斯特斯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是J·弗里德曼和萨森的观点。
J.弗里德曼对于世界城市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他于1986年发表的《世界城市假说》一文中，强调了世界城市的国际功能决定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联系的方式与程度的观点，采用“核心-边缘”的方法阐述了有关世界城市的七个基本观点：(1)主要的金融中心；(2)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3)国际性机构所在地；(4)商业部门(第三产业)高速增长；(5)重要的制造中心；(6)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7)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2]这些衡量的指标开始注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市场外扩，功能延伸。弗里德曼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的功能。
与弗里德曼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的发展相比较，研究世界城市的另一著名学者萨森着重从微观的角度即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研究她所称的全球城市。他认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萨森认为世界城市具有以下4个基本特征：(l)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3]
世界城市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关于世界城市概念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基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历史、文化风俗、社会条件和地理条件等各个因素，要给世界城市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世界城市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在全球事物一体化进程中，世界多数国家或人民对一个国家中某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综合因素的认知和审美认可，它往往体现着世界对一个城市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的肯定。
1.2 世界城市对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空间限制是每个大都市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一个城市走向世界城市的进程中，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因为资源、人口、经济活动的承载力在有限的空间内都是有限的，它们有限的承载力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支撑无止境的增长，只有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各种交换，增长才有可能持续。这种交换，不仅体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也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通过区域之间的协作，可以达到节约成本、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我们在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中，对世界城市的理解都要有一个区域的视角。要看到受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对世界城市形成的影响，使得世界城市的发展表现出新的特征，即城市发展的区域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的地域扩张不断向郊区扩散和再集中，包括农村城镇化和卫星城的兴建，形成多中心的区域城市形态；另一方面，在区域范围内，城镇群体化发展并形成由多个核心城市组成的连续城市化区域，即大都市区(带)或大都市圈。从区域层面来看，现有的世界城市，无论是纽约、巴黎还是东京，其发展都有一个支撑其发挥控制职能的高度发达的城市区域。纽约在全球经济的控制能力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东海岸大都市带的强大支撑，而东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则主要来源于东京大都市圈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经济带的强大经济基础。甚至一些世界城市(比如荷兰兰斯塔德)的发展表明，世界城市的职能往往并非集中在一个重要的城市，而是在区域的核心城市间分散融合，形成高度整合、一体化的区域体系。
由此看来，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首先是建设世界城市区域，在区域层面要依托京津冀地区，构建区域城市网络，以连接世界城市网络。
2.东京和巴黎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启示
从当前形势来看，各世界城市周边都拥有幅员辽阔的腹地，这对世界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城市能级提升的地缘基础。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为学者公认的四大世界城市都已在大都市圈的层次上，建立了行政管理或协调机构，对周边地区的具体界定都已经超出城市的行政区划，只是在城市功能上与其他功能区域紧密相连。这就使得中心城市能够在整个大都市圈的尺度上协调城市规划，调配公共资源。
2.1东京在走向世界城市进程中形成“首都圈”
北京从单纯的政治中心到中国第二大经济中心,如今又向世界城市迈进，与东京从封建社会小城堡向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的转变、从一国政治中心向全国经济中心、世界经济中心转变的过程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按照杨建荣先生在《论中国崛起世界级大城市的条件与构想》一文中所提到的都市圈形成的条件：即区位位置、历史基础、产业转换和创新、高度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人口众多五个方面来看，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在都市圈形成的条件方面与日本首都圈具有同质性。因此，研究东京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首都圈的形成与发展，对走向世界城市的北京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2.1.1 首都圈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首都圈的核心城市东京集政治、经济、文化与对外交往等多种功能于一身，被誉为“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人口和产业向东京集中的现象，不仅导致了交通拥挤、用地紧张、生活质量下降等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地区的发展。面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注重从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考虑首都东京的发展，于1956年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使得东京与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被正式提上国家议事日程。这就是日本政府实施首都圈战略，通过东京的职能分散和东京周围地区的职能培育来解决上述问题。
从1958年至今，日本首都圈整备委员会根据《首都圈整备法》的规定共制定了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4]从第三次首都圈基本计划(1976年)开始，日本政府强调分散中枢管理功能,建设多中心城市,提出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建立多中心结构，明确提出要改变首都圈“东京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促进多极构造的广域都市复合体的形成，通过向周边地区疏散工业、大学和大型综合服务机构,合理安排功能,适度增加人口,并以此为依托建设副中心,减轻对东京中心区的依赖。此后，这种指导思想一直延续下来。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计划(1983年)的重点内容是提出发展新的产业核心，形成副都心。发展副都心的意图是把部分产业和政务功能分解出去，以缓解东京都中心区的压力。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些新产业又集中东京都，各类产业和公共服务功能仍高度集中在东京都中心区。针对这种情况，1999年3月制定的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提出，要改变首都圈“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形成自立、互补、相互联系的分散化网络型空间结构，并提出了三方面的措施：通过在东京圈内重新调整城市的空间布局与职能分工、继续整备业务核心城市来加强据点建设，形成多个自主性强的都市圈、对区域基础设施的整备，推动地域间的横向联合等措施，实现整个首都圈的一体化。日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的指导思想一直是通过东京都中心区的功能分散来改变首都圈“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形态，在一定程度对“东京一极集中”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2.1.2 目前，以东京为中心，从中心向四周扩张，开发卫星城，构成“大东京圈”
1995年11月，东京都政府颁布了《将东京建设成生活型都市》综合建设计划，提出了将东京建设成为“安全、充满希望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环境舒适、生活优裕，让每个人充分施展能力的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改善东京都的现状，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在东京都中心以外，规划建设了新宿、池袋、上野——浅草、棉细——龟户、山崎和东京湾多个副中心，在八王子市、立川等地区建设多摩中心，将中心区的城市功能、设施和人口向这些地区分散和输解，形成一批人口增长的“反磁力中心”，有效的环节了中心区压力，其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趋势。
通过兴建卫星城，东京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改变了原有的单中心模式,有利于扩大东京横向的地域空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建设副中心,集中容纳国际控制功能,扩散次级功能,控制城市规模过度扩张,有利于东京世界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东京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城市、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2.2 巴黎——通过建立副中心和新城，实现区域整体发展
从传统上来说巴黎就是法国和欧洲的中心。20世纪后半期,欧洲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欧盟东扩后,巴黎位于由伦敦—法兰克福—米兰构成的欧洲核心区以外,这使巴黎的欧洲中心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城市发展规划调整成为保持巴黎国际城市地位的有效措施之一。
2.2.1 建立副中心——商务区西移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巴黎保持着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19世纪开始,巴黎成为仅次于伦敦的欧洲第二大金融中心,中心商务区位于第一、第八、第九区。到20世纪前半期,由于老城区出现物质性衰落,高收入阶层离开市中心向西迁移,在城市西侧形成高级住宅区,商务活动也随之西移。战后经济恢复,尤其是以商务办公为主的新兴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商务写字楼需求增长迅速,推动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转换。为满足迅速增长的商务办公活动对空间的需求,保护旧城区的历史风貌,1958年规划部门对商务办公活动“西移”倾向加以确认,决定在城市轴线西端紧邻巴黎城的近郊区拉德方斯建设新的商务区。拉德方斯的规划、建设由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开发机构负责。经过30多年的开发建设,拉德方斯已入驻公司1500余家,可容纳15万人就业,成为以商务办公为主,兼有会展、政府办公、商业、娱乐、居住功能的欧洲最大的商务办公区之一。同时,在紧邻巴黎城外形成了一个风貌与城区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的副中心,其标志性建筑拉德方斯大拱门的建成,使得巴黎的历史轴线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2.2.2 建立新城
1950年代末,为解决战后的房荒,在巴黎郊区匆忙建起的高层公寓楼群,虽然满足了居民的住房需求,改善了居住条件,但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生活单调,被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所诟病。1965年,巴黎在区域规划中首次提出建设新城,“解除快速城市化和城市蔓延对巴黎形成的制约”,向外围地区疏散中心区过于集中的人口,并对自发形成的郊区进行重整,新城作为郊区的“中心”,为周边居住区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商业娱乐设施。这一计划最初规划了九座新城,后来减少为五座,并且调低了新城的人口规模,从原先乐观估计的50万人调整为10万人。目前,在巴黎城的外围地区,沿塞纳河、马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的城市扩展轴向,形成了五座新城。这些新城的共同特点有：(1)新城中心距离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较近,平均距离为25公里左右。(2)新城都有良好的公共换乘系统,通过轨道交通与市区相联,快捷方便,但新城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内部交通主要依赖私人小轿车。(3)强调新城的就业功能,新城集聚了众多的商务、服务业、研发和轻工业等产业活动,成为巴黎大区新的增长中心。例如,在圣康坦—昂—伊夫林,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就业人数占了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强,服务业就业更接近70%。(4)为保证职住平衡,增强新城吸引力,就近满足郊区居民工作需求和生活需求,新城功能较为综合,包括娱乐功能,如马恩拉瓦莱建有欧洲迪斯尼乐园,为其直接提供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研发功能,如在埃夫里,建有欧洲著名的生物科技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功能,每座新城都有自己的大学和众多职业技术学院。(5)新规划的社区都以低层、低密度为特点,在规划建设中注重与自然环境结合,将天然水系或人工湖泊巧妙地组织进来,外围有绿带环绕,并与原有的城市化区域隔离开。
巴黎的轴向空间发展战略既保持了中心区的繁荣,较完整地保护了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有序的增长空间,但是郊区各县之间,新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相当突出。
通过对东京和巴黎在走向世界城市过程中城市圈形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世界城市圈的发展不仅可以从总体上促进区域非农产业的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张,而且城市圈的形成和发展还根本改变和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建设城市圈形成的人口、产业和城市的非均衡的集中布局十分有利于人口、经济和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够促进国土的科学、充分的综合开发。
因此，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要注重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3．北京在世界城市的建设中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及发展趋势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周边地区。随着北京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也越来越成为支撑或制约北京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应从更大范围的视角来考察北京的经济增长，并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作为北京在建设国际型大都市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取向。
作为我国环渤海经济圈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产业密集区和经济发达地区，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是相对于北京、天津来说，河北一带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在世界城市周边，落后区域无疑成为制约经济圈中心城市发展的阻碍。在建设北京为国际型大都市这一背景下的京津冀地区区域协同发展，不仅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促进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缩小城市间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形成北京的广阔腹地、为北京提供支持和发展空间，促进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
3.1 北京在建立世界城市过程中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作为我国环渤海经济圈核心的京津冀地区具备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京津冀地区地理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优越。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区共同位于华北平原的冲积平原上,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便于共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交通网络。京津冀地区目前已经建立起便捷畅通的铁路、公路网，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的修建及北京公交系统向河北地区的延伸，加上京津冀地区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为主、天津、河北为辅的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使得三个地区的交通联系的更加紧密。
二是京津冀地区聚集了全国最多的高等院校、科研基地和高科技产业园区,是全国综合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人才优势。
三是京津冀地区生产要素资源和产业布局具有互补性。河北省的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从而第一产业和重工业比较发达，第三产业比较薄弱，能够为京津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备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而京津地区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金融、高科技、服务等第三产业发达，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很强,可以为河北提供发展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支持，并且可以为河北劳动力的转移提供空间。此外,北京的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具有优势,天津的加工产业发达,而河北的采掘业、重加工工业占据优势,三地可通过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合作,走经济一体化道路,达到人力资源、资本要素、实物资源的整合,实现高速发展。
四是京津冀地区彼此之间在城市功能上存在很大互补性。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金融、物流、制造业中心,河北则定位于港口、京津装备制造业与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这些不同的城市功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是京津冀以前具有初步合作基础,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发展平台。京津冀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历史悠久,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京津冀三地就被作为区域经济的主体进行考察;改革开放以后,京津冀逐步形成了京津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河北以第二产业为辅的“三三二”产业格局和发展模式;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京津冀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了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了真正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
在如今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看到，丰富的人力资本，雄厚的经济基础及以北京为中心所享有的各种发展机遇，不仅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具有的可行性也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独特的区位优势。
3.2 在北京走向世界城市背景下的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趋势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北方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域。依据这一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可以认为未来的京津冀区域将是以知识型经济为龙头,以现代制造业为重点,以加工型工业、资源型工业为支撑,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我国北方经济核心区，成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强有力的腹地和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基地。
京津冀区域经济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的协同发展，既要注重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也要注重以文化、意识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3.2.1 加快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2.1.1 树立区域整体发展意识，加快要素市场的一体化
各级政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建立整体发展意识，逐步消除地方经济壁垒，建立区域统一大市场,以促进京津冀地区间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等的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政府还要积极转变自身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3.2.1.2 明确定位，制定合理区域整体发展规划
区域规划是区域建设重要的依据和制度保障,也是区域各界达成共识的重要过程。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新背景下,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应先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协调领导机构,明确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这个局面，立足于整个地区,做好各个城市之间的分工规划,从整体上整合区域内的经济资源,并统筹解决京津冀地区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重大产业布局、城市规划等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问题。
3.2.1.3 立足比较优势，加强区域合作，合理配置资源
由于京津冀三个区域资源禀赋不同，侧重产业不同，因此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京津冀三个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在此基础上，加强三个区域之间的合作，达到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积极促进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
3.2.1.4 积极改变原有的以环境保护为代价的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
世界城市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是世界多数国家或人民对一个国家中某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综合因素的认知和审美认可，这就要求京津冀区域经济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背景下的协同发展，更要注重环境的保护，注重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这就要求京津冀三个地区共同合作与政策支持，在加强在环保技术研究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制定统一的规划，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以达到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统一。
3.2.2 注重文化建设，促进文化一体化，形成富有特色的京津冀文化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三地虽属燕赵之地，但是由于本区域一省二市的格局长期存在，所以，形成了功能定位差别和文化背景差异。北京要走向世界城市，与经济腹地水乳交融的文化趋同不可避免。
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要素市场人才自由流通的阻碍。不同区域之间人才流通不畅，行政分割是外因，究其根底，文化差异是内因。
由于历史原因，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北京是“官文化”或称为“皇城文化”，大气并带有一定的霸气，官气明显且十足；天津是“漕运文化”，又称“小市民文化”，天津自古受“京城”影响大，天津人顺民思想比较严重，“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忍则忍，长期以来形成了“小富即安”的思想；河北是典型的“燕赵文化”，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河北人憨厚、朴素、慷慨悲壮、崇尚侠义，长期以来形成了“重义轻利”的道德取向，商业意识淡薄。这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形成了京津冀文化上的分割。
加快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就要打破文化上的分割，转变文化观念，培育市场经济观念，促进区域间人才流通的同时，以北京为中心，以富有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形成富有特色的京津冀文化圈，推动北京走向世界城市的进程，建设魅力北京，魅力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