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要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城市
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北京为什么要建设世界城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城市。
北京为什么要建设世界城市，这既于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相关，北京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城市的人文环境、经济发展实力，北京城市发展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需要设定更加长远发展目标以凝聚力量，推动城市发展；更重要的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又是与中国整体发展密不可分。北京近年来的迅快发展，本身就是中国32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显现，中国的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显，需要北京、上海这样一些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能够快速发展与之相适应，通过提升这些城市国际化水平，进而引领和推动中国整体发展。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既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逻辑性演进，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与中国整体发展相适应，进而引领和推动中国整体发展。那么，就涉及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如何与中国整体发展相适应，能够在哪些方面推进中国整体发展这样一个命题。也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城市。
这首先需要对世界城市有所认识。什么是世界城市呢？笔者以为，所谓世界城市，就是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引领和影响的城市。所谓引领和影响，就是对全球的经济经济政治文化具有示范、幅射、推进和带动的作用。
世界城市主要有以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大，人均GDP水平高，产业结构水平先进，建立了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金融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血脉，其发展在全球有着重要影响，并有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总部聚集。
二是有着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世界城市，只所以能够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表象特征是，世界城市，也是五流(既物流、资金流、人流(人才)、信息流和技术流)汇聚的城市，每天有大量的高端的生产要素在流进和流出。为此，必须要有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证券市场、高端人才引进与消化市场、全球影响的新闻媒体和技术交易市场相适应，这样才能能够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
三是高度发达的城市的软实力，这是世界城市只所以能够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产生引领和广泛影响的内在特征，“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的。在不同时期，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做出了多种不同的界定。就城市软实力而言，主要包括：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法律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文化、特别是创新文化、市民素质、社会风尚等内容。
在世界城市上述三个特征中，世界城市的经济实力和水平、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这些外在的表象特征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则是城市的软实力，而这是世界城市之所以能够产生引领、影响和控制力的主要源泉和动力。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人均GDP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300美元跃升到2009年3400美元，经济实力从世界前十位进入到世界第三位，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中国30多年建立在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基础上的发展方式，虽然解决了10多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自然也是对世界的贡献，但并不能认为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渡依赖，以及能源利用绩效过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自身跃居到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前列的国家，也使中国相当多的地区面临严重的环境染污。并且，这种建立在能源和原材料过渡依赖基础上的增长，由于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依赖进口，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日益紧缺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种发展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可持续的，并已走到尽头，中国转变自身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但几乎没有在全球产生足够影响力品牌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中国出口商品和劳务已经在2009跃居世界第一，但一半以上的出口是由外商在华的投资企业提供的。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转移，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也将大量的污染留给了中国；由于处在整个产业链条的中下游环节，“中国制造”出口所获得的利润极其有限，而这个局面只所以能够长期支撑，又是以长期实行的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实现的。而要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并尽可能缩短这一过程，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中国软实力十分关键，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起到能够引领和影响的作用，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提升首都软实力。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是要建设一个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建立以雄厚软实力为特征的世界城市，而这对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长期持续发展至为关键。
关键在于实现“第三个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多方面内容。其实质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的是实现“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就“三个转变”而言，北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在“三个转变”中，初步实现了“两个转变”，即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北京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工作，就是要在进一步实现上述两个转变的同时，加快实现“第三个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为使经济发展更加符合首都的功能定位，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了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2001年7月，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为了兑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同时借助奥运会这一难得的机遇大力发展与奥运会相关的产业，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95年，北京市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了50.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经过14年发展，2009年达到75.8%，比2009年全国服务业水平高出33个百分点，以服务业作为支撑和主导的经济结构已成为首都经济的最主要特征。由于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一些新兴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例如，“十一五”以来，由于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15%，远高于全市平均增长速度。2009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1497亿元人民币，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2.6%。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也是北京近年来大力发展的行业，2009年，金融业的增长速度达到13.9%,增加值达到1720亿元人民币，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4.5%。也是全国省一级行政机构中金融业比重最高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北京市积极推进服务业朝着更加高端、高效、高辐射的领域推进。例如，通过规划6大高端功能区，以占北京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市40%的GDP、40%的税收和40%的就业；集聚了全市90%的高技术产业、80%的现代制造业、5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52%的生活型服务业，使6大高端功能区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6个“发动机”。
从资产总量看，北京市的资产总量中有96.1%是服务业的资产；从效益指标看，80%的财政收入来自服务业；另外，北京市75.4%的就业岗位由服务业提供，72.9%的外资投向服务业。这些数据表明，北京服务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比例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已经成为首都经济的主要支撑。
北京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中，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未来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例如，相当多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直接影响了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而在这些方面，都与“第三个转变”没有完成密切相关。实际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完成了“第三个转变”，关键在于科技的发展、应用和自主创新。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科技创新提出需求、提供动力,科技重大突破和创新会极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二、 培育创新文化，是实现“第三个转变”、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环节
北京要 加快实现“第三个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一项重要内容，是创新文化的培育。而这是实现“第三个转变”、建设世界城市的关键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追赶者，中国改革开放32年的发展，虽然也有思想解放，也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但就总体而言，关键词是“复制”、“模仿”。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已有成就和经验，采用“拿来主义”，通过消化吸收，就可以在短期实现快速发展。以市场经济制度为例，市场经济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多方面缺陷，但人类至今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制度。通过“复制”和“模仿”，将市场经济体制移植到中国，并加以“中国式”的改造，经过30多年的实践，虽然有最初“水土不服”问题，目前也还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但目前正愈益适应，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则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项发明，一项技术专利，研究者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研究探索，但通过技术引进，通过消化和吸收，后来者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几个小时的学习就可以掌握技术原理。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里，走完别人需要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过的道路，这应当看作十分自然的过程。但要转变发展方式，特别是加快实现“第三个转变”，通过建设世界城市在全球起到引领和影响的作用，仅靠复制和模仿就不行了，必需要有创新。而这种创新，不仅是个别领域的创新，而应是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
世界城市也同时是全球创新中心。创新不仅仅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因而，构建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是世界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点，也是世界城市建设只所以能够起到引领和影响的主要因素。而要构建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就必需要有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则需要有创新文化作为支撑和条件。
要构建综合创新体系，北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形成有利于推进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建立诸如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专利、鼓励创新创造、推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成果转化、尊重人才和吸引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等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或者换一句话说，在一些领域，虽然也试图建立起有利于推进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但其不完善则是十分显然的。而在这背后，文化上深层次原因，则是创新文化的缺失。
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标志。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决定了它所造就社会的兴衰和国家的强弱。１８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的转换，其中无不包含深厚的文化根由。这也就意味着，创新文化成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软实力，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精神的强弱，皆源自于是否有丰厚的创新文化底蕴。
但要形成创新文化，何其艰难，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利于创新的消极因素。“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的文化心理，泯灭了多少创新的火花；敢于冒尖者被视为“冒失”，打破常规者被看作“异类”，富有个性者被当成“不成熟”。而要对这种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任务十分艰巨。
要形成创新文化，教育是其中最为重要且基础性的一环。人们把创新活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种子，孵化和开花结果。种子阶段也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孕育形成阶段，通常表现为新点子、新构想的生成。如同种子的萌芽生长需要土壤、阳光、空气、水分等外界条件一样，创新思想萌生后也需要精神和物质的支持，需要适宜的环境条件，由此“种子”才能生长成参天大树。 而教育， 正是形成种子的阶段，即新思想、新观念的孕育形成阶段。。但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重灌输轻培养、重应试轻素质、重趋同轻个性、重服从轻创造，严重影响着青少年创新素质和创新品格的养成，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几乎使青少年创新的种子难以形成。所谓“钱学森之迷”，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其根源可能也就在这里。
创新文化实际就是一种科学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不应仅仅只是科技人才应具有的精神，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科学精神。2006年1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但遗憾的是。包括大学，甚至十分著名的大学，科学精神都普遍缺乏。全社会普遍缺乏怀疑、批判、质疑的意识。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怀疑、批判和质疑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起点。而这种科学精神的普遍缺乏，又是与现有的体制机制密切相联，具有批判精神、怀疑品德的人，往往在社会、在单位不受欢迎，甚至难以立足。而科学精神普遍缺乏的社会，是极不利于创新文化的形成，不利于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
要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创新文化滋长的土壤，就要学会宽容。只有宽容，才能包容；只有宽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才能够交锋，才有可能撞击形成火花；只有宽容，包括宽容失败，允许失败，失败才有可能成为成功之母。创新活动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科学探索也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只能成功、不容失败，必然导致不求作为、无所作为。宽容失败，善待失败，才能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
要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创新文化滋长的土壤，就要学会尊重，包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同样也要尊重奇思妙想、异想天开，因为正是在被常人看作是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中，可能就有创新的种子和创新的萌芽。创新对规律的发现首先来自对规律的尊重。从形式上看，创新表现为标新立异，但精神实质恰恰是求真务实。尊重又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尊重，尊重又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尊重，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体现出这种尊重。
正是由于创新文化的缺乏，科学精神尚未在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头脑中生根，怀疑、批判的意识不强，进取、超越的信心不足，我们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上还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徘徊。
正是由于创新文化的缺乏，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普遍淡漠，关键技术自给率低，80 %的企业尚未形成研发能力，竞争能力的形成过于依赖引进而非自身创造。
正是由于创新文化的缺乏，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面，虽然实践有强烈的呼唤，但行动上却十分迟缓。
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创新的文化氛围，从目前看来，可能至少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并且涉及到政治体制、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 这也说明，建设世界城市，特别是培育创新文化，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