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北京产业集群发展环境研究[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邹昭晞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然而，越来越多的例证显示，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足以解释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竞争优势。
事实上，全球化移去了人为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使传统投入要素的产地变得不再重要，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公司因此也没有必要设立在原料或者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附近，而应该选择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地域。
国内外大量例证显示，产业群集的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具生命力与竞争力的地域。集群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够改善创新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即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产业之间纵向与横向联系所形成的结合体。它包括核心产业、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纵向联系是指核心产业与支持产业部门之间的典型关系，而横向联系是指核心产业与在技术或市场上有互补关系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
提升企业竞争力，整合优化产业链与产业群，国家与地域环境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整合优化北京产业链与产业群，首先需对北京的产业集群环境进行分析。
一、北京产业集群环境分析
依据现代产业竞争理论，对国家或地区产业链与产业群环境分析，可运用“钻石体系”（见图1），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结构与同业竞争，以及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四个要素。四要素中的前两项：“生产要素”与“需求条件”是对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延伸，而“企业结构与同业竞争”、“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两大因素对钻石体系的动态发展影响深远，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推动整个钻石体系的升级，并牵动钻石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换言之，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与市场发展空间的优劣势，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要素的组合方式，如企业所有制结构、组织结构，同业竞争状况，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的发展状况等。此外，对首都北京而言，还需要探讨特殊的城市功能定位对产业环境的影响。
（一）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的运用及其缺陷
从传统的比较优势角度分析，北京产业环境中生产要素与市场需求两个方面的优势与劣势呈现出显著的特点。但是，由于钻石模型中后两个要素以及首都城市功能的作用，这些优势与劣势未必成为北京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1、北京市生产要素与市场需求两因素分析。
（1）北京生产要素的基本状况。
①北京的人才教育科技与信息要素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在北京人口（包括常住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在全国名列第一。同时，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教育基地。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一半以上分布在北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北京地区每年开展科技课题、取得科技成果、获国家级奖、以及申请专利数均在全国名列第一。[2]
此外，北京是全国最大的信息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国际会议、会展和国际交往中心，有9000多家外国商社在京设立代表处。北京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居全国第一位。
② 北京的金融资本资源在国内也具有优势。
北京集中了全国几乎各大银行的总行、中国主要的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和外国银行办事机构，金融机构的数量、可运用的资本数量在全国都是最高的。
③ 北京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沪、深大体相当，各有千秋，在全国具有优势。
北京的邮电通讯设施在全国名列前茅，在邮电业务总量、电话交换机容量、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数量、以及百人电话机数量等都与上海基本持平，远远高于深圳、广州、重庆与天津。
从交通运输环境看，北京在航空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方面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全国具有优势，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运、货运，以空港的人员与货物吞吐量诸指标中，北京与上海、广州、深圳各有千秋，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北京市内交通条件一度弱于沪、深、津。最近几年，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成果丰硕。到2008年，北京的公路密度将成为全国之首。当然，沪、深、津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紧罗密鼓地进行。可以说，目前北京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深、沪两个城市处于一条水平线上。
基于上述分析，北京在交通邮电的基础设施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发展国内物流具有明显优势；但由于北京不是港口城市，不具备港口运输优势，这对于发展主要依靠海运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十分不利。
④ 北京的工资成本近几年上升很快，成为发展制造业的不利因素。与上海、深圳、广州横向比较，几年来北京平均工资与上海接近，低于广州和深圳。但是，从纵向比较，北京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北京市GDP增长速度，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此外，由于北京劳动力管理比广东等沿海地区更加严格，就业人员中，本地人员比例高于沿海城市。所以北京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实际可能高于南方沿海城市。
⑤北京的房地产价格在全国始终处于高端，成为北京商务成本的另一劣势。
（2）北京市场需求基本状况。
作为全国最大的市场之一，北京以其巨大的市场购买力成为国内外商家的必争之地。根据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五市2001、2002消费品零售额情况的统计数据，北京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次于上海，居全国各大中城市第二。但考虑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城市群，以及形成的巨大市场，北京及环渤海地区仅居第三。
北京消费品零售额不仅绝对量大，而且增速也始终处于较高水平，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北京也是全国消费层次最高的市场。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汽车市场，汽车销售量占全国1/10，轿车保有量占全国1/7，私人轿车保有量为上海7倍以上[4]，每百人拥有小轿车已达12辆。北京又是全国纺织服装消费档次最高的市场，全球服装十大高档品牌均在北京设立机构。北京市场对全国具有巨大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占领北京市场将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北京是全国最大的进口产品集散中心，是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工、电子通信、成套设备、航空器材、机械产品进口地。但随着中国加入WTO，进口限制的逐步放宽，北京在全国进口的地位将逐步下降。
从地理位置看，北京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市场中心和交通枢纽，市场辐射华北、西北、东北，从贴近市场的产业布局原则，欲占领北方市场在京设立企业将是重要选择之一。
巨大的市场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将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高层次的消费环境和密集的消费信息也将对提高企业的水平和档次提供优越的发展环境。但是北京的特殊地位又使北京市场成为全国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2、对北京生产要素与市场需求两因素的进一步研究。
从钻石体系中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主要因素：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角度分析北京的产业环境，优势与劣势的特点都很显著。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却难以解释北京企业的竞争优势。
（1）北京的人才教育科技优势在一些领域中未能造就北京企业的技术开发优势。
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首都之外组织生产，或者中关村的科技成果在外地或国外开花，即所谓“雁南飞”现象几乎比比皆是，致使北京市企业在某些领域中技术开发能力低于其他城市。例如，近几年深圳在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生产领域，上海浦东在汽车、家电、电站设备等领域，天津在食品、生物制剂等领域，制造能力和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都已经超过北京。
（2）尽管北京巨大的市场优势在某些领域中有效地拉动了产业的发展（如通讯器材），但在另外一些产业却未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纺织服装业曾经是北京都市工业的主要产业，然而近年来北京居民的高水平、多层面的市场需求并没有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北京的纺织服装市场已经基本上被原本并不具备资源优势的江浙、广东地区的产品所垄断。
北京的汽车市场始终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市场。北京汽车工业也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曾经研制出国内第一辆轿车。但是，多年来北京旺盛的市场需求并没有拉动北京汽车产业的发展，1996年以来，北京汽车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北京汽车工业骨干企业北汽控股公司为例，汽车产销量，从1996年开始下滑，1997年公司首次出现全面亏损，1998年达到公司历年来的低点，仅完成了8万多辆车。
必须一提的是，国内汽车市场潜力最大，最有发展前途的、对经济最有拉动效应的产品——轿车，在2003年以前北京只有切诺基，而由于种种原因，年产量不到一万辆，只占国内轿车市场份额的0.6%。
2003年北京市汽车工业增长势头虽猛，但冷静分析，北京市轿车产业非但不具有国际竞争力，而且竞争力也难与上汽、一汽、二汽抗衡。
“流入流出”的宏观统计数据也反映出北京的本地产品竞争力较弱、大量外省市或外国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的事实。“九五”时期，北京产品和服务的流入流出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占GDP的比例呈扩大之势。
上述分析表明，北京生产要素与市场需求的比较优势并未成为北京产业发展的优势，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以下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这一产业链条中，北京制造业相对于上海、深圳等其他大城市的弱势地位，是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把上海和北京的工业增长曲线作一比较，“八五”期间，北京工业增速基本上呈下滑态势，而上海则是明显上扬，这是两地经济发展拉开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进入“九五”以来，特别是实施首都经济战略以来，工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下，逐步走出低谷，呈现上升态势，但平均增速仍低于其他城市。从经济总量较大的几个城市来看，2001年北京工业总量仅居第四位，小于上海、广州和深圳，虽然暂时高于天津、苏州，但差距拉得不大。
历史上模仿与产品创新的关系说明，从模仿（对制造过程的学习）到更有创造性的改进，再到领先的产品设计与创新这一过程构成了工业发展的自然程序，换言之，制造过程的不断改进不仅能使公司保持以产品创新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还能提高未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进行产品创新的能力。
因此，“振兴现代制造业”已成为北京整合优化产业链与产业群的重大战略选择。
（3）商务成本不应成为制约北京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从生产要素角度分析，北京振兴现代制造业主要劣势有三：一是人力成本过高；二是制造业人才短缺，特别是高素质和具有丰富操作经验的高级蓝领技工少；三是房地产价格高。当然，商务成本高的确是制约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比较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商务成本，不难发现，商务成本并不能成为解释北京制造业发展缓慢的主要缘由。
在上述三个方面，上海、广州与北京的情况相差无几，广州房地产价格略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力成本均高于北京，在制造业中则更加显著。而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近年来在制造业领域发展迅速，这表明生产要素的劣势不能成为解释北京制造业发展缓慢的主要缘由，商务成本也不应成为北京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综上所述，对北京市产业环境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静态的比较优势分析，难以真正把握北京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下面我们将钻石体系中两个动态要素——企业结构、相关产业的支持程度二个方面对北京的产业发展环境进行深入探讨。
（二）钻石体系中两个动态要素研究
1、北京企业结构分析。
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长江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集群经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集群经济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机制中的配套作用。因此，分析北京企业的产权结构与组织结构是北京产业环境分析的重要内容。
（1）从企业产权结构看，北京工业国有企业比例仍然过高、效益低下，国有企业退出障碍大。
①国有企业比例过高。
到2001年底，北京国有绝对控股企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为45%，相对控股企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为20%，二者合计65%。这一数值远高于上海、广州和天津。2001年北京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3%，而同年浙江省这一比值为49%[5]。
②国有企业效益低下。2001年，北京国有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4.47%，而外商投资企业12.68%；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率87.2%，外商投资企业112%；国有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5.3万元，外商投资企业14.7万元；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1.24%，外商投资企业6.3%；国有企业资产以每年10%以上速度减值；外商投资企业的成本利润率是国有企业的5倍以上，劳产率为国有企业的2.8倍。2001年国有企业资产总计为外商投资企业的2倍，但利润总额仅为外商投资企业的1/12。目前北京市属工业系统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正以每年10%以上速度流失，2002年工业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84555人，减少11330人[6]。
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产品老、设备旧、技术落后、缺乏创新机制等问题。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缺乏外资、民间投资等其他资金的介入，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不高。从全市更新改造投资的资金来源看，除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以外，外资、民间投资等其他资金所占比重很低，2000年其他资金占全市更新改造投资的比重仅为0.9%,而上海这一数值为10.7%、江苏为12.7%[7]。
国有企业比例过高，效率、效益过低已成为阻碍北京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③国有企业缺少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机制。尽管国有企业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呼声不小，但北京国有企业的退出障碍重重。例如，北京纺织工业一直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近年来几乎被长三角和珠三角民营企业所取代，而北京纺织系统管理层收购的改革步履艰难，其主要原因是被资产评估、国有资产流失、员工安置等问题所困扰。而类似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省市，早在几年前就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式解决了。对这些问题北京市至今并无任何政策，使国有企业很难以正常方式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
近几年,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不断加强,到2001年末，北京市地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改制面已经达到68.4%。但全部国有工业的企业数比重仍然偏大。2000年北京市国有工业企业1981家，占全市的比重为12.4%，比“九五”初期的1996年降低16.2个百分点，然而对比上海，国有企业改制力度仍不够。2000年上海国有工业的企业数比重仅为7%。
（2）从目前北京市企业组织结构看，北京企业的特点是大企业实力弱，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专业协作配套水平的低，龙头龙尾难以呼应，不利于产业集群发展。
北京制造业的结构是大企业主导的格局，大企业虽然数目少，但所占工业总产值却近一半，特别是大企业集团对经济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北京的大企业“不大”。2002年北京进入全国工业百强企业仅有4家。2002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9％，增幅下降12.3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结构单一是造成工业增速降至近5年最低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因素。
特别是一些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北京市普遍存在投资分散，产业集中度低，规模过小的问题。例如，2000年北京市医药制造业产值仅80亿元，在全国排名第16位，但医药生产企业却有260余家，而产品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仅11家，规模最大的企业年销售收入仅为3亿美元左右，与大型跨国公司规模相差百倍以上。又如汽车产业，世界汽车十强平均规模为400万辆，超过我国全国的, 产量。而北京市汽车工业在全国排名第6位，2001年汽车产量14.2万辆，却有9家汽车制造厂，成为投资分散的典型[8]。
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发展方向上，也存在着是做大控股公司，还是做大企业的问题。例如，北京生物工程与新医药发展规划，提出打造医药产业旗舰医药控制公司，实际上控股公司如同大麻袋里面装了许多小土豆（企业），无法形成真正的全力。又如本来不大的北京汽车工业，却提出了3大板块发展格局，投资分散，难以形成规模；在销售、售后服务等环节资源配置重复，严重影响效益。
与企业规模小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北京缺乏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在北京市过百亿销售收入的企业中，钢铁、石油化工、电力等原材料工业占3家，跨国公司1家，真正能在全国有影响的品牌只有联想1家，以至不少中央单位认为，北京没有象样的工业企业。在当今集中趋势进一步加快的形势下，名牌企业规模过小将严重影响企业抗风险能力。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体制问题。首先，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力和自我发展扩张能力普遍较弱，国有企业机制不转变企业很难做大做强，同时由于体制的束缚，利益驱动使国企领导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没有通过联合重组、扩大企业规模的内在动力。
其次，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割断了经济的内在联系，从纵向看，在产业发展环节中，研究开发、制造、销售环节中，研究开发、销售利润最高。但按目前地方政府部门分工看，人为地将一、二、三产业分开，影响工业企业发展仅局限于制造领域中。从横向看，在计划体制下派生出来的按行业划分控股公司分工过细，也人为割断了经济内在联系，如机、电、仪在国际上往往是一体的，但在北京市却分成互不联系的机械、仪表、电子三个公司，难以像国际大企业一样在多领域、多项目、多阶段进行研究和制造，享受多领域复合的好处，也难以参与大项目招标的交钥匙工程，使企业难以做大。
从企业规模的另一头分析，北京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但尚未形成规模。
北京中小企业发展突出特点是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目前北京每万人拥有108家创业企业，是中国创业指数最高的城市。目前，中小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占全市工业的60%以上[9]，成为带动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是，由于发展历史短和北京较南方开放地区相比缺乏营商和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北京在传统制造业中，特别是为大型企业（和项目）配套的中小企业较少，发育较慢，中小企业中，小而全企业相对较多，小而专、小而精的企业少，难以形成专业化协作分工程度较高的产业集群和簇群效益。形成这种状况又与下面两方面的因素：北京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首都功能定位直接相关。
（3）从北京产业结构看，北京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北京二次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例达31%，仅低于新兴城市深圳的38%。三次产业占全市GDP比重达63%，大大高于上海。近年来，北京地区靠智力、信息、人力资源带动经济发展的特点十分突出，而在生产领域的物质投入，特别是二产投入明显低于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这种特点既决定经济结构转化速度和能力可以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但也存在我市新型产业虽起步早，但基础不牢，优势不突出的问题。北京企业冠有“醒得早，起得晚，做不大”之说法，这一状况与北京的产业结构不无相关。
2、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
北京产业门类虽然较多，但是能够按照产业链形成前向相关、后向相关的产业集群却很少。产业规模与能力、产业集聚与配套、产业融合、以及城市集群状况是这一要素的关键所在。
（1）产业规模。产业集群是由多企业组成的产业相关，空间结构紧凑，网络密集的经济活动集团。产业集群规模越大，空间越集中，协作网络越密集其产业集群内部自增强机制和效应越为突出。目前北京产业规模小、集中度低，近1000亿产值行业仅有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一个，产值过100亿元的工业行业仅有5个（上海17个）。就北京最具优势的微电子产业而言，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北京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为13.3亿元,占全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总额188.3亿元的7.1%，排在天津、上海、江苏之后居第四位[10]。
（2）产业集聚与配套能力。北京产业配套能力不强，是制约北京集群经济发展另一个重要因素。
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北京产业聚集功能差，配套环境差距十分显著。以汽车产业为例，“九五”期间上海汽配产业投资340亿元，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汽车配套体系，目前上海地区主要配套厂商均为合资企业。而在“九五”期间北京汽配行业投资仅17亿元，整车与配套企业投资比为3：1，这一数值上海为1：3。从电子通信业看，据调查2000年北京三资企业电子产品国产化率为21.5%，本地配套率仅为8.4%[11]。
（3）产业融合状况。与配套能力相关的是产业融合状况。产业融合是整合优化产业链与产业群的重要组成，是国际产业发展的又一趋势。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
产业融合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即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并形成新的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就是一例；二是产业间的延伸融合，这种融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延伸和渗透。
造成北京产业配套能力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产业融合进展缓慢。北京市一方面缺少融通相关产业的大企业；另一方面，一、二、三产业，以及产业内部政府管理部门分化过细，以致由于部门利益“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制约北京的产业融合。
影响北京产业融合有多种因素，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
一是地区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路径对产业配套能力的影响。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是通过政府兴建科技园区的形式发展而来的，它与北京的传统产业目前呈割裂局面，关联不大；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化走的是对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并举的两条道路；而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以企业为中心，以企业的产权改革为突破口，激发企业的激励机制。正因为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脱胎于一般工业，与传统工业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易于形成强大的配套支持能力。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路径顺应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潮流。随着科技革命浪潮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范围内技术进步路径已从原有的研究单位出科研成果—企业产业化—进入市场，转为企业直接出科研成果—进入市场，世界60%以上的专利产生于主要跨国公司之中。而目前北京市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业研发经费比例普遍偏低，企业难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二是北京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增长点单一，这不仅使产业发展缺乏稳定的基础，也不利于产业融合。
北京市工业覆盖38个行业大类，按增加值份额排序（2000年数据），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居于首位，比重高达24.7%；其次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8.9%）、电力蒸汽及热水生产供应（6.4%）、石油加工及炼焦业（5.2%）和化学原料及制品业（5.1%）。近年来，全市工业发展出现积极局面，主要靠电子及通信制造业支撑，其年均增速高达40%以上，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而其他37个行业增速不到10%。从北京市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内部看，主体又是6个重点企业，其比重接近60%，产品都是IT产品。1999-2000受全球IT产业不景气的影响，北京工业明显下滑。相比之下，上海的工业结构就明显稳固一些，居于前几位的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子通信设备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电力蒸汽及热水供应业比重基本都在10%左右，实力相当，发展均衡。高新技术产业由电子与信息产业、环保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医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和航空航天七大产业构成，形成多元支撑的格局。
（4）服务贸易业对制造业的支持状况。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条件下，企业发展环境往往取决于各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开放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已初步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相比之下，封闭和垄断程度高的服务业与国际水平差距十分显著。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物流费用占GDP的16%。均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国际平均水平12%，更高于美国（1997年为10.7%）与日本（1999年为9.6%）。这一事实表明，如果北京能够在服务贸易领域发挥优势、降低成本，这一空间将是巨大的，完全可以抵消由于人工、房地产等成本对北京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商务成本比上海和北京要高许多，但他们仍能在许多产业中处于竞争优势地位，这主要归功于物流成本的降低。
北京物流的单项并不高，如单个的仓储、单个的运输，有的甚至比国外还低，北京的物流企业数量也不少，但大部分企业自办物流，缺少统一规划，每一个企业物流量小，形不成规模经济，致使整个物流过程成本昂贵。最明显的因素是北京运输车空载率为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7%）[12]。以家乐福超市为例，每天各个产品供应商的送货车在家乐福进货口排长队，光是进货就要半天，有的车只装了半车货。
现代企业在供应链流程中为了减少库存费用，经常要求供货商加大送货频率，但是北京如果不改变目前由企业自办物流的状况，运输车空载率与运输成本就很难降低。因此，要提高北京物流的效率，第三方物流与统一规划势在必行。
北京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市场中心和交通枢纽，发展物流业具备优势条件，如果能够将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降低5个百分点（15%），每年可节约企业成本150个亿。
由于高度封闭和垄断，致使我国金融服务水平落后，企业反映十分突出，外资企业尤为明显。扩大开放无疑对提高我国金融服务水平产生重大积极的影响,但是北京市作为金融开放的第三批城市，对提高金融服务竞争水平负面影响极大，将进一步加大与先期开放城市的差距。
现代服务业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地区产业发展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速度和水平，哪个地区能抢占这一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那个地区将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5）城市集群。城市集群是集群经济的重要组成。从经济发展的潮流看，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都市为中心形成的大城市群正成为这场竞争的主角，大城市群与该地区集群经济交相呼应，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重要角色。
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有不少城市群可望发展成为大城市圈，其中特别是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香港—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都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国际商贸联系，有希望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国际交流的超大型大城市群。今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这三个超大型城市群进行集约，三个超大型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空间。
京津城市群客观上已经形成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城市经济综合体。京津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但是，应该看到，与长江与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相比，京津城市群的发展尚存在巨大的差距。
长江三角洲地跨江、浙、沪两省一市，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潮州、绍兴、舟山等15个城市及其所辖的74个县市。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着区域内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城市带核心的上海“龙头”作用逐步增强。各城市在协调发展等方面跨出历史性的步伐。从经济实力看，这一地区占全国1％的土地，6％的人口，却产出了全国17％的GDP。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2000亿美元，人均GDP2300美元，大大超过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城市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为轴心，加上澳门，以及佛山、东莞、江门、中山、珠海、惠州、肇庆诸经济新秀，整个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已经接近或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平，其整体经济实力国内无出其右。资料显示，2000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内地）的GDP占广东全省的77％，约为7000多亿人民币，而香港的GDP约为12000多亿港元，两地相加，则“大三角地区”的GDP已超过两万亿人民币。
但是，相比之下，2000年，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全省（不仅是核心城市）GDP的总量只有9000多亿人民币，2002年这一数值也才达到1100多亿人民币，比长江、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相差甚远。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协调作用远未发挥出来。
更为严重的是，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距还在扩大。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各个城市之间积极寻求进一步的分工合作，在这些地区，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正在逐步展开，而北京和天津两地至今还在各自谋求自身的单体发展，对于合作兴趣不大。
尽管京津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亟待清除，如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陈旧、臃肿，京津二市经济发展规模过大，已完全超过了两地资源可能担负的承载极限与能力；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适应，京津两市供水供电不足、交通堵塞已成为工业开工不足、地区经济难以正常运转的潜在隐患；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区域片面追求规模效益，盲目发展同质产业，从而造成区域企业竞争能力的衰退，等等，但是，京津两地至今区域观念淡薄。
（三）首都城市功能性质
探讨北京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除了钻石体系的4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和国际交往中心，与上海、广州、深圳等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的功能性质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会成为影响北京制造业，从而影响北京集群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1、服务功能与发展功能的矛盾。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同时又是一个1300多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这就决定了北京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搞好为中央服务，在发展与服务功能发生矛盾时，必须让位于服务功能，因而北京的产业发展方向受到严格限制。
由于服务功能的特殊要求，北京的固定资产投入始终在全国领先地位，但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是在全国比例最高的。近三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由于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比重过大。社会投资和外资70％以上投向了房地产，而工业技改等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比重过低，地方更新改造投资下降29.7％，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负面影响不容忽视[13]。
又如，由于首都的特殊地位，经济发展受到更多制约，北京过去具有优势的钢铁和石化产业迫于城市环保的要求不得不退居后位。目前，北京金属冶炼业已经从综合重要程度的前十位中退出，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也退居第三位。2002年首钢不得不减产200万吨钢，影响销售收入80亿元，这在其他城市是不可能发生的。
2、更加严格的政治与法律环境。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天子脚下的首都北京执行中央政策比其他地区更加严格。
以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广州、江苏、浙江几个地区2000年的税收情况进行比较[14]，北京单位GDP上缴国家财政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北京税收水平高并非北京地区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少，北京企业税收水平高的主要原因是北京的国税局能够更少地受地方政府影响，而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在执行其他中央政策方面，如：限制性外资项目审批方面，不少外地沿海城市的做法是只要不动用中央的资金，就不按规定报中央，而由地方自行审批。例如，2000年以前，国家只批了10多家外商零售企业，而全国实际已设立了130多家。
北京是地方保护程度最低，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从80年代开始北京就提出“买全国，卖全国”，在上海保护本地程控交换机、轿车等重点发展产业时，北京非但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且对切诺基在北京上路提出种种的限制。北京的医药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也很难像外地一样，产品能够上公费医疗目录。
北京规范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经营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从长远考虑，这一特点可能成为北京优化产业环境的一大优势。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制造与采购中心有从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因素过去不曾被人们所重视，那就是长江三角洲比珠江三角洲的法制环境更加规范，企业因此可以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经营风险[15]。
3、缺少宽松的改革与商业发展环境。
北京市政府需要考虑和处理的非经济问题，明显多于其他城市。在改革、发展、稳定三个指标中，稳定始终是第一位的指标。导致北京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缺少宽松的改革与商业发展环境。
例如，企业聘用外地人才落户北京，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每百万人吸引的外地人口数北京（15.43万人）仅相当上海的52.7％和深圳的6.3％，劳动成本自然降不下来。东方冠捷每月千元的工资竟招不到本地员工，只好由北京市政府特批从外地招工。作为对比，深圳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对新居民有较大的容纳能力。
为了保证首都北京政治稳定，在推进市场化和推进各项改革措施方面，北京市相对滞后。例如，北京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大大低于其他城市，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又如，北京国有企业改制面小于上海、深圳等地，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缺少市场机制，退出障碍大，限制多。
再如，出于对首都社会、政治稳定的考虑，中国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绝大多数试点工作都没有放在北京进行，例如加入WTO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力争成为金融第一批开放城市，而北京却排在第三批。
4、北京特有的文化特点：大气、官气、儒气。
北京“大气、官气、儒气”的文化特点为国人所共识。
首先，北京“大气”。北京是历次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人多有高甒建瓴、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北京中小企业中民营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居多；但另一方面，北京企业“宁当鸡头，不当象尾”的思想根深蒂固，为大型企业（和项目）配套的中小企业较少，北京中小企业小而全企业相对较多，小而专、小而精的企业少，难以形成专业化协作分工程度较高的产业集群和簇群效益。
北京的“官气”则表现为官僚气息重，条条框框多。这一特点对北京企业的直接影响是审批成本、执行成本和政府公关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许多行业中的企业生产计划已从预测转向定单管理，这对企业的时间观念和生产效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是，与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相比，北京市政府在通关、出口退税、商检、供电等环节办事效率仍然存在差距，致使一些跨国公司在京子公司反映不敢承接加工定单。
此外，北京企业反映，在北京，“政府公关”耗费企业大量成本。光是政府各机构布置要开的会每年就不知有多少，大部分还不能推。许多北京企业每年做预算时，都会有专门的一项“培训费用”，是为了应付企业并不感兴趣的、一些政府部门布置的政策普及性质的培训。
北京的“儒气”是指北京教育很发达，很多官员也都是教授出身，企业家与企业的文化层次较高。一方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在北京表现格外突出，缺乏亲商的氛围，政府与企业之间缺少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积极对话的要求，政府与企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北京企业商业意识淡薄，以致反映北京企业诚信程度的履约率和交往操守指数较低。中国企业履约率本身就很低，有报道称，这一数值目前不到50%。上海的履约率处于全国的前列，而北京企业的履约率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16]。北京的交往操守指数在全国也仅排第12位[17]。这一现象与北京较规范的法制环境似乎很不协调，究其原因，除了商业意识淡薄外，国有企业比重过大、效益低下等也都是相关的因素。
二、 优化北京产业链与产业群的途径与对策
（一）机遇与政府角色对北京产业链与产业群发展的影响
用钻石体系研究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环境，有两个与之相关的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机会”与“政府”。这两个因素虽然不是钻石要素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对钻石体系中每个要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见图1）。
引发机会的事件会打破钻石体系原本的平衡，提供新的竞争空间，也会影响到各个要素本身的变化；政府则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角色来改善钻石体系中各要素的状态，政府的政策也受到环境中其他关键要素的影响。对本课题而言研究政府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优化北京产业链与产业群的途径与对策的选择。
1、三大机遇对北京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北京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三大机遇：中国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三大机遇交相呼应，对钻石体系诸要素带来深远的影响。
（1）对北京生产要素的影响。
北京办奥的几年，是北京城市建设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北京市新的规划，北京原来2010年的城市建设规划要提前到2006年全部完成。到2008年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全国之首。这将对北京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现象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不仅大大改变了农民的收入结构，同时对城市劳动力要素结构带来重大影响，这一点在深圳特区表现最为明显。如果北京能够适度放开企业对外地工、农民工的限制，将能较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2）对北京市场需求的影响。
2008年奥运会的总投资将达到2800亿元，其中64%用于基础建设，这一方面极大地带动投资需求增长，也给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工业产品消费市场带来蓬勃生机。
中国加入WTO，带来外商对北京新一轮投资热潮，特别是在汽车、房地产、通讯信息、环保、高科技、教育等产业更为明显。据世界银行及主要国家、地区消费结构统计资料，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居民在住房消费、交通、通讯、文化教育服务类等支出比重大大增加，目前北京消费市场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这不仅形成对这些产业的巨大需求，同时，还将拉动相关产业的需求。
农民工的大量使用也带来新的市场需求。农民工中90％在40岁以下，作为城市劳动力中最年轻的群体，农民工不仅是生产主体而且是消费、储蓄主体。有关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消费能从农村消费转型为城市消费，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将提高1．8倍。此外其对住房、医疗以及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都将构成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18]。
（3）对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在全球范围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入世及经济高速增长等因素，为中国大陆承接更多的国际资源提供了机会。跨国公司开始将中国真正作为其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北京企业整合产业链、加快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配套，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全球82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119家，其中有49家设立在北京，占41．2％。此外，还有87家外埠大企业在北京设立了103家研发机构，另有8家即将建立驻京研发机构。[19]
在京经营成功的跨国公司带动国内外配套厂商在北京投资办厂。例如，诺基亚公司在中国与其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兴建的星网(国际)工业园于2001年底在北京正式启动。2002年初15家为诺基亚配套的世界级供应商进入星网工业园。此外，跨国公司生产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同时加大在华的采购力度，这对于中国企业纳入跨国公司分工配套体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行业规范和质量标准创造了条件。
中国入世后将逐步放开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商的限制，跨国公司对金融、物流、通讯信息、环保等产业的大规模进入对于完善北京制造业的服务贸易配套环境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北京举办奥运带来的巨大市场效应将促进北京工业与外界的联系与合作，也将带动京-津城市圈的发展。
（4）对同业竞争与企业结构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同业竞争的加剧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一些过去受政府保护程度较大的领域。
此外，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趋势之一是购并取代新建，成为主要投资方式，这对于优化北京企业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提供新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2、政府角色对北京集群环境的影响。
政府始终是国家或地区提升产业竞争力时的热门话题。政府以什么样的角色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产业环境，也是困扰中国经济界的一大难题。
比较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几个主要城市，政府在“干预”与“放任”平衡点的选择上不尽一致，换言之，在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的手段选择上，几大城市的政府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
根据2003年一项对中国200个城市的竞争力研究[20]，在市场化程度与政府管理能力的两大类指标中，三大城市群中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温州、苏州、天津等城市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1）从反映城市市场化程度的三个指标：个体经济决策自由度、市场发育程度、政府审批与管制加以比较，深圳、温州两城市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天津和广州较弱，北京、上海、苏州居中。
（2）从反映政府管理竞争力的五个指标：政府规划能力、政府推销能力、政府社会凝聚力、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执法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政府创新能力加以比较，上海和苏州竞争力最强，北京、广州较强，天津较弱。虽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上海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低于深圳、温州，但是，由于政府管理水平和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通过“看得见的手”配置资源的效率较高。
值得研究的是，如前所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产业集群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表明，“对政府而言，传统的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的区分已经过时”[21]，政府在追求地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繁荣时应扮演新的、具有建设性和行动性的角色。
在上述两类指标中，北京和上海数值比较接近，在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时，上海政府的角色定位更值得参考。由于首都北京城市的特殊功能定位，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优化北京产业链和产业群，政府的推进作用不可低估，在一定条件下，“政府政策可以使一个新兴产业几乎在一夜之间走上正轨”[22]。同时，全球化呼唤更加开放的市场，北京整合优化产业链与产业群必须加快市场化进程。
（二）优化北京产业链与产业群的途径与对策
研究优化北京产业环境的途径和对策有两个角度：一是政府的作用；二是企业与行业协会的行为。“政府和企业在国家（地区）生产者率提升上应该相互依赖、积极对话、清除障碍，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共同创造良好的产业经营环境与制度环境。”[23]
1、北京工业产业发展定位。[24]
地区产业群体发展的基础在于其产业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性。由前所述，北京不是临海城市，加之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传统资源匮乏，工资、房地产、环保等成本竞争力差，生活费用指数占全国之首，因而北京基础设施的基本条件不适合北京过去以钢铁、石化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格局。而北京地区智力、人才、信息等新型资源丰富，二次现代化水平居全国第一，这些突出的特点决定了北京在未来产业发展，必须要努力打造符合自身优势的新型产业群。
根据北京市生产要素的资源状况，市政府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指出北京的产业发展方向：北京要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具有首都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振兴现代制造业。在产业结构定位上，市政府提出以汽车和微电子产业为龙头，抓好汽车、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等四大产业，形成具有首都特点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制造业产业群。
应该看到，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在上述四大产业并不具备优势。即使是北京比较强势的微电子信息产业，由于分布散、规模小、水平低，近年来也面临被其他城市赶超的威胁。2001年，北京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排在天津、上海、江苏之后居第四位。因此，在产业发展方向定位后，到达终点的途径选择就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
在同业竞争激烈的现有产业发展中，必须通过差异化发展战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产业集群，例如，微电子产业发展要突出北京软件产业发达特点，形成上下游互动的产业链；在不具有国内竞争优势的轿车产业发展中，要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利用外资建立面向全球的产业基地。
2、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夯实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
如前所述，北京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靠智力、信息、人力资源带动经济发展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种特点既决定经济结构转化速度和能力可以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但也存在新型产业虽起步早，但基础不牢，优势不突出的问题。
因此，北京发展四大新兴产业，必须依据首都经济的特殊性，努力营造适合知识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宽松的商业氛围，创造条件加快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创新，增强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等，夯实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将产业做大做强。
3、积极融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
目前北京市重点发展的现代制造业集群基础十分薄弱。例如北京汽车工业在2003年增长势头虽猛，但面对国内前所未有的汽车投资高潮和2005年我国汽车市场全面开放，北京汽车所面临的威胁也是前所未有的。
通观全球，不少老工业区发展成孤立、封闭的系统，而使产业集群失去活力（被称为锁定效应），集群只有在开放的系统中才能不断发展。在中国入世、北京办奥等诸多条件下，改变北京产业现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
联合国工发组织指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发展本地的产业集群，并在全球价值链上创新和学习，不断向上攀登。而在全球价值链组织中，跨国公司是创新的主要源泉。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北京市企业只有融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中，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才能构筑起有能力创新和适应残酷竞争的网络组织，赢得地区集群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位置。
北京市企业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创造条件，真正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例如，通过让渡股权，改变跨国公司在京发展战略，争取跨国公司把北京作为其全球生产基地；以北京巨大的市场为优势，与跨国公司在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长期合作，实施新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鼓励跨国公司加大对北京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完善北京物流与金融市场环境等。
联合国2001年“国际投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投资已从低成本的区位转向产业群的区位”。如果本地集群发展不快，单靠单个企业与巨人同行，不仅难以吸引外资，也难以形成创新网络。因此，必须把全球化和本地化结合起来，围绕龙头项目，延伸产业链，形成配套体系，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当前特别要鼓励跨国公司围绕终端产品，吸纳原配套企业在京建立配套基地，如北京星网工业园和汽车配件产业基地等就是北京比较成功的举措。同时，要鼓励中方企业在为本地跨国公司配套过程中，逐步融入跨国公司全球配套体系中，提高利用外资的溢出效益，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4、加快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所有制结构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所在。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加快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使国有资本逐步向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集中。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企多元化改造问题。改革的瓶颈是国有企业资产质量差，包袱重，如非生产性资产比重大，富裕人员多等。目前，全球并购浪潮一浪高于一浪。全球并购的基本规律为：并购成本大大低于重置成本（约0.86）,而并购后,企业效益明显提高(约1.12)。但是，按现行的管理规定，由于考虑所谓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北京购并国有企业成本却往往大大高于重置成本。
因此，如果不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政策，很少有投资者会考虑收购国企的。北京的国企老板普遍反映，上级只知道叫我们改，但不拿政策，叫我们怎么改。目前，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理解国有资产流失和避免流失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使产权交易行为市场化。对于一批资产规模较大，一时难以进行多元化改造的，也要通过改革和规范分配激励制度，不断提高企业的活力。例如：国际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结构中，长期激励部分占60%以上，使企业经营者必须考虑企业长远的发展。
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组改造工作，要制定切实可行并购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外资，民营资本的参与，改变国有企业一股独大、一股独控问题。同时，要突破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硬约束与软约束，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舆论环境，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民营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民营经济发展。要改革对民营经济市场准入的不合理限制，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支持优势民营企业上市融资。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5、调整产业组织结构。
当今世界，产业、企业发展规模化、融合化、渗透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调整产业组织结构，通过企业规模化增强产业和企业竞争力，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产业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和优势产业群，已成为促进产业群发展之必然；通过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并购、资产重组、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推动企业的规模扩大，提高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促进产业融合，已成为北京市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由于部门限制、条块分割，造成国有控股公司自身分工过细、规模过小，严重的制约所属企业做大做强，阻碍了产业融合。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对现有国有控股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合并重组，支持组建跨行业的投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促进产业融化和企业发展。改变汽车、医药等规模经济行业中投资分散、企业规模过小的问题，是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应对我国入世带来的挑战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北京市企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破除局部利益的影响，通过并购、资产重组整合，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打造汽车、医药企业的产业旗舰。目前不少业内人士质疑汽车三大板块的发展思路，认为三大板块只能说是对北京汽车现状的描述，而不应作为北京汽车发展的战略。如果说与北京汽车合作的外方难以统一，那么中方企业不能再各自谋求发展，而应在“共赢”的原则下求得共同发展。
当然，在调整地区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中，只靠本地大企业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那些扎根于本地的中小企业集群。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不仅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集群配套环境，同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也有利于一批中小企业脱颖而出，快速成长为大型企业。
6、促进产业融合。
加快产业融合步伐，培育不同产业之间融合渗透的优势产业集群，按多元、共赢原则组建产业融合的企业集团，形成新的综合竞争优势，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然趋势。推动产业融合，一是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加强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结合，支持电子信息企业、网络公司与传统企业，实业公司互相投资或战略合作。例如，电子商务与物流企业的联合；用信息系统集成技术改造成套设备和组合加工设备；用嵌入式软件提升消费类、工业类智能化水平等，以增强产业集群竞争力，催生新的优势产业形成。二是推动产业间延伸融合，当前现代制造业发展呈现出信息化、服务化、高技术化发展趋势，已打破原有产业界限，只有积极推动产业融合，才能拓宽企业发展空间，做大做强现有企业。例如，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在发展战略中提出，把中药制造延伸到生命健康产业，纵向从二产向一产（发展中药种植基地）、三产（广告、中医等）延伸，横向从加工制造向研发（与中医研究院结成战略联盟成立研究院）、储运、销售（在境内外广泛设立销售网络）延伸，不仅拓宽了企业发展的领域，而且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7、培育良好的集群网络和聚集效应。
产业集群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形成产业的聚集效应。产业聚集不仅是产业内和产业之间简单的空间集中，更重要的是人才、资源、信息、技术、市场的深度组合，乃至文化观念的契合，才能形成良好的集群网络和聚集效应。
从目前竞争态势和北京产业集群现状看，北京产业集群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扩大重点发展产业的空间集中，围绕龙头项目，发展配套企业，延伸产业链，实现聚集式发展，规模化经营。产业集群发展要突出重点，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本市重点发展的四大产业中，优化投资结构，合理引导资金投向；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发布产业（产品）需求和配套信息，引导外商、外地资本在京建立配套企业；积极支持为大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大型企业外包生产；同时要切实加强与天津配套协作关系，尽快形成产业规模和空间集中目标。
其次，要积极发展产业集群的相关支持性产业，深化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椐调查，在西欧制造业企业，纯加工制造时间仅占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的2%，其余时间均为生产准备和产品交易过程。由此可见，改善产业集群发展环境，重点应放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才、信息、技术、市场环境。北京应以扩大现代物流和金融领域开放为突破口，带动现代物流、金融业的发展和提高。
第三，要尽快改变新兴产业职业技术培训体系明显滞后于产业发展的现状，建立和完善我市制造业重点发展的四大产业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北京市的一般性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却形不成产业的技术领先优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完善的专业性生产要素（即能够适合北京地区产业特点的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人才、基础设施、教育、经济信息等）。市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如在具有一定产业集群基础的地区（中关村等）定期组织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座谈，各方沟通信息，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政府还应积极倡导符合北京产业特点的技职训练等。企业可赞助大学、研究单位的相关专业和课题，形成专业性的、针对北京产业特点的科研力量；
第四，要充分发挥政府和中介组织作用，搭建重点发展的产业集群信息平台和通用技术研发平台，积极组织各种相关专业的展览会、交流会、研讨会、信息发布会，营造产业集群良好的交流环境。要以利用外资为突破口，带动北京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速度。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为企业营销创造良好的环境。以产业空间集中，带动相关支持行业发展；以相关支持产业发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最后，北京必须克服老大思想，积极寻求与天津的合作，努力促进京津城市群的发展。京津城市群是北京产业链与产业群的基础和依托，扭转目前局面的关键在于两个城市观念的改变。
参考文献：
1、 波特（porter）:《国家竞争优势》，1990；李明轩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 国家统计局各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赵弘: 《四大支柱打造“总部经济》，《中关村周刊》，2003年3月4日。
5、梁普明等：《浙江私营工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统计信息网。
6、刘宏新：《物流"热" 冷思考》，ChinaByte，2003年3月21日。
7、方芳：《在北京投资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多高？》，北京现代商报，2003年5月。
8、《中国首都发展报告》课题组：《北京市2002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3年5月14日。
9、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统计信息:《税收收入年报1999—2000年税务部门组织收入分地区情况表》
[1] 本文是作者承接北京十五规划办项目《加入WTO与北京市对策研究》报告缩写稿。作者为课题组负责人与主要撰稿人。由于论文字数限制，论文省略了原研究报告中大量的调查数据。
[2]赵弘: 《四大支柱打造“总部经济》，《中关村周刊》，2003年3月4日。.
[3] 钻石模型引自波特（porter）:《国家竞争优势》，1990；李明轩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当然，这与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对汽车市场的政策差异有关。上海市严格限制发放汽车牌照的数量，而北京没有限制。
[5]梁普明等：《浙江私营工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统计信息网。
[6] 资料来源：原北京市经委宣传处。
[7]资料来源：原北京市经委宣传处。
[8]资料来源：原北京市经委宣传处。
[9]资料来源：原北京市经委宣传处。
《振兴北京集成电路产业的研究报告》，2002年8月。
[11]资料来源：原北京市经委宣传处。
[12]刘宏新：《物流"热" 冷思考》，ChinaByte，2003年3月21日；方芳：《在北京投资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多高？》，北京现代商报，2003年5月。
[13] 《中国首都发展报告》课题组：《北京市2002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3年5月14日。
[14]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统计信息:《税收收入年报1999—2000年税务部门组织收入分地区情况表》
[15] 这是依据一项对外商投资企业调查的结果。另一原因是人力资源，珠江三角洲企业员工以大量外地人员为主，而长江三角洲企业员工主要以本地人员为主，相对比较稳定。
[16]方芳等：《在北京投资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多高？》，北京现代商报2003年5月。
[17]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18] 胡鞍钢:《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20年》，国泰君安证券， 2001年8月16日。
[19]赵弘：《四大支柱打造“总部经济”》北京现代商报，2003年5月。
[20]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1]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2] 波特：《竞争战略》， 华夏出版社， 1997年1月，4页。
[23]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4] 尽管本课题的研究范畴不仅仅局限于北京工业，但是就集群经济而言，本课题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研究北京的产业发展环境，课题涉及与制造业产业链相关的其他产业。因此，在研究北京产业定位时，本课题没有研究北京的优势产业，如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房地产业等，而是着重研究北京工业的产业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