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Syrett and Rob Baldock
Middlesex University, UK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
近几年来，相当多的科研焦点聚集到了城市自然属性的改变和区域管理及其对于社会和政治过渡的理论辩论，以及对于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实践性政策的重要意义上来。（Jessop，1994；2000a；Cooke and morgan，1998；Macleod and Goodwin，1999）。 如此变化导致了多水平、多节点和跨国网络管理新形式的确立，跨国网络管理跨越了不同政策层面（超国家、国家、以及区域的、地方和邻近区域）和部门 (公众的、个人的、志愿的、社区的).。(Pierre and Stoker，2000)。对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通常被认为是权力中心的世界城市来说(Castells, 1996),全球一体化的本质特性产生了独特的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而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特殊的管理方面的挑战。主要关注的问题是，这种管理体制在同时处理主要部门内出现的持续的经济竞争问题以及在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差距时增强社会凝聚力上能够达到多大的范围(Sassen，1991)。
虽然全球定位和竞争力的需求清楚地提醒了世界各城市要加强管理系统的发展，但是很明显，在特定的城市中出现的特定的管理形式表明了更广阔范围内全球力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在国家政府和宪法的背景和那些拥有自己特异性的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无可争议的世界城市伦敦内，迅速的经济成长已经绕过了城市的某些关键集团和地域(ALG，1998；Buck 等人，2002)，管理体制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变化阶段(Syrett和Baldock，2001)。1986年，伦敦大议会（GLC）被废除，其后建立的经济管理体制由复杂且重复的机构组成，在战略协调和民主负责制方面均表现的软弱无力 (Bailey,，997；Newman和Thornley，1997；North和Baldock，2000)。这种网络管理结构的弱点是最近引起伦敦市内管理经济发展部门中发生主要变化的因素之一。这些变化包括：在2000年5月选举出了一个伦敦市长和权力当局(大伦敦管理局GLA –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由一个新的市长机关伦敦开发署LDA领导经济发展和复兴行动； 中央政府的政策也转而支持由公共的基础性机构负责16岁后教育和进行培训与商业支持。
然而，这些变化的重要意义仍是不清楚的。虽然对于交通运输、教育、住房和社会排斥这些关键问题忽视的传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没有任何协调和战略性的城市一级管理的情形下，伦敦成功地发挥了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金融业中心的作用，这一点是十分值得一提的。1999年，大伦敦管理局法案GLA Act通过，泛伦敦战略管理得到恢复，其特点是它拥有有限的事先辩论权，但是对于不同机构的责任以及它们在实践中将如何运作，它却有着相当的模糊性（Travers，2002）。当前正在进行的伦敦网络化管理结构的重新塑造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探求形成其演化的各种因素和面临世界级都市的挑战时是否适合管理特定的经济和复兴上的机会。
通过对伦敦开发署LDA，一个主导机构的发展的特别聚焦，本文探讨了伦敦经济管理的重塑现象。通过把伦敦的经验放在关于‘新区域主义’和城市管治方面的更广泛的辩论之中，文章强调了近期体制变革的进步性和先锋性，强调了在管理形式的建立和再建中国家和地方环境的重要性。文章的主体侧重于伦敦近来的体制变革的背景以用收益的研究，以评估一个复苏的城市一级的管理体制对于经济发展和振兴的实际和潜在的意义。文章表明，目前伦敦城内市一级的经济管理是过去的网络形式发展的一个延续，而且，它依旧严重地受到了中央政府和长期的地方与中央之间紧张关系的束缚。对于想发挥自己战略带头作用的市长和伦敦开发署LDA来说，他们要依赖于与广泛的机构的各层次的伙伴合作关系；在这管理形式中，有着一系列的紧张局势，而且，它在完成其战略和政治问责制方面只拥有有限的能力。